前段時間歐盟正式提交審議的《工業加速器法案》，在電池、電動汽車、光伏、關鍵原材料四大領域，設置了強制技術轉讓、外資股比限制等條款，在公共采購領域則明確“歐盟制造優先”，事實上構成了投資壁壘與制度性歧視，成為一項專門針對外部競爭、特別是中國企業的“精準排擠方案”。對于這樣一份“排擠法案”，德國工業聯合會（BDI）主席彼得·萊賓格在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毫不顧忌地將其稱為“來自布魯塞爾的官僚主義怪物”。

縱觀整部法案，無不透露出歐盟對深陷產業困境的焦慮情緒。在當前地緣大變局下，歐盟面臨生產萎縮、資本外流、產能外遷等去工業化態勢。然而歐盟的應對之策卻并非在提升本土競爭力方面下真功夫，反而劍走偏鋒，意欲通過限制性措施和排他性條款構建起“小院高墻”，用公共權力為特定領域的生產提供庇護。

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法案針對性極強。法案規定，若某國在上述四領域全球產能占比超過40%，在歐盟投資時就要滿足技術轉讓、本地員工占比等苛刻條件。放眼全球，符合這一“門檻”的國家唯有中國。這種“量身定制”歧視性條款的行徑，直接違反世貿組織最惠國待遇原則，堪稱“規則破壞者”的典型。

歐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之一，過去也一直是自由貿易的支持者和踐行者。但為了阻擋外部競爭、應對地緣爭奪，為自身發展爭取空間和時間，歐盟已不惜與其一貫堅持的原則立場相悖。更深層次的矛盾在于，歐洲表面上打造“全球規則維護者”和“未來產業引領者”的形象，內心卻難以坦然接受由市場自然形成的供應鏈格局，尤其難以接受與中國之間產業優勢的此消彼長，遂以行政干預為手段，制定所謂的產業新規。其背后，既反映出歐盟對大國競合關系的認知偏差，也凸顯了對全球產業格局變遷的不適應。

縱觀近年歐盟對華經貿政策，可以看到一條并不穩定的軌跡：往往在高層會晤釋放合作信號之后，反補貼調查等對抗性工具就隨即啟動；一方面歡迎中國企業赴歐設廠以帶動本地就業和產業鏈配套，另一方面又通過嚴苛的原產地規則為這些投資設限。盡管建交50年來，事實已充分證明中國是歐洲制造業供應鏈上穩定可靠的伙伴，但受地緣政治和價值觀因素影響，歐盟日益以“制度性對手”視角看待中國，其經貿上要推行的“去風險”，本質上就是“去中國化”。

對華不斷加強防范的同時，歐盟對待跨大西洋關系卻是另一套思維。歐盟此前從未真正反思對美依賴、做美附庸的風險，想當然認為歐美盟友關系牢不可破，慘遭現實打臉。

事實上，歐盟產業發展缺乏清晰的邏輯，常與地緣政治議題相糾纏，傷人自損、雙重標準、言行不一是其鮮明特征。俄烏沖突后，歐盟強力推動能源脫俄，效果無異于“自斷經脈”。當前又準備在新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限制中國投資，殊不知中國企業在相關產業鏈整合上已形成顯著優勢，若歐盟政策落地，歐企很可能面臨供應鏈斷裂、生產成本飆升的風險。更為諷刺的是，歐盟一邊指責中國“貿易扭曲”“產能過?！?，一邊試圖通過行政手段為本土產業保駕護航，對自身能源成本高企、數字化發展滯后等問題視而不見。這種“只堵不疏”的策略，注定難以奏效。

歐盟若想真正實現產業振興，必須摒棄保護主義思維，回歸開放合作的軌道。一是要正視中國在新能源等領域的優勢，通過平等合作實現優勢互補，在推進綠色轉型等全球性議程中打造利益共同體。二是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真正實現戰略自主，摒棄事事追隨美國、戴著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做法。三是要解決自身結構性問題，破除能源成本高企、監管政策復雜等桎梏，而非將產業競爭力下滑歸咎于外部競爭，特別是中國。

歸根結底，保護主義能夠帶來短期的政治安慰，卻難以兌現長期的繁榮承諾。如果歐盟不改弦更張、徹底轉變產業發展思維，那么這部被冠以“加速”之名的法案，最終很可能成為一道鎖住自身發展空間的枷鎖。（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