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總統李在明于4月19日至21日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這是韓國總統時隔8年再次訪印。韓方將此行定位為“全球南方外交戰略”的正式啟動，并提出到2030年將韓印雙邊貿易額提升至500億美元、推動《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CEPA）升級談判。有輿論據此認為，韓印“特殊戰略伙伴關系”進入新階段，韓國正在“轉向”印度。然而，這一判斷似乎仍有待冷靜觀察。

從表層看，韓印關系確實呈現升溫態勢，但其動力更多來自各自戰略需求的疊加，而非單向“轉向”。早在樸槿惠政府時期，韓國即積極呼應印度2014年提出的“向東行動”政策，雙方關系升格為“特殊戰略伙伴關系”；文在寅政府在“新南方政策”框架下延續推進，并于2018年訪問印度。此舉更大的背景是，美國推動“印太戰略”后，印度地緣戰略地位顯著上升，法國、英國、日本等相繼強化對印合作，韓國更多是順勢而為，而非戰略重心的根本性遷移。

經濟層面，韓印合作也有其現實邏輯。根據韓方統計，2015年至2025年，雙邊貿易額由約162億美元增至256億美元，韓國對印貿易順差由78億美元擴大至128億美元，印度已成為韓國第四大順差來源國。在全球經濟增長承壓、韓國對華貿易自2023年以來出現逆差的背景下持續擴大對印順差，對韓國具有不小吸引力。

同時，防務合作成為焦點。尹錫悅政府時提出躋身全球第四大軍火出口國的目標，韓國在俄烏沖突期間向波蘭出口武器，增強了其拓展海外軍售市場的信心。印度作為全球主要軍火進口國之一，自然成為重點對象。2025年4月，韓華航空航天公司再次向印度出口K9自行榴彈炮及配件，總額約2.5億美元。可以預見，國防工業合作將是李在明此訪的重要議題之一。李在明政府上臺后，將深化與全球南方合作寫入《國政課題五年計劃》，并設立專門機構統籌推進。印度自視為全球南方代表性國家之一，韓印在外交話語和議題設置上確實存在對接空間。

然而，在“轉向”敘事之下，韓印關系的實際成色卻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約束。首先，經貿關系高度失衡。2025年韓國對印出口約192億美元，進口僅64億美元，順差持續擴大。這一結構使印度對CEPA成效產生懷疑，并推動重新審查相關條款、尋求擴大市場準入。換言之，韓印經貿關系并非均衡互利，而是帶有明顯的單向性特征。其次，人員往來與社會聯系明顯不足。截至2026年4月，在印韓國僑民約1.1萬人，在韓印度僑民約1.8萬人，年度雙向人員往來僅20余萬人。即便三星、現代、LG等大企業在印布局多年，韓國對印累計投資仍不足100億美元。再次，從整體經貿結構看，印度在韓國對外經濟中的權重依然偏低。目前韓印貿易僅占韓國對外貿易總額約2.5%，要在2030年前實現500億美元目標，意味著年均增速需超過10%。在貿易結構失衡、CEPA升級尚存不確定性的背景下，這一目標實現難度不容低估。

因此，與其將韓印關系解讀為“轉向”，不如視其為韓國在多極化格局下進行的結構性再平衡。中韓30余年形成的深度經貿嵌合，具有強大的路徑依賴，不會因韓印關系升溫而輕易動搖。真正值得關注的是，韓國能否在拓展對印合作的同時，維持對中國這一核心經濟伙伴的穩定預期。

歸根結底，韓國在策略層面的調整，難以上升為方向性的重構。對韓國而言，全球南方或許是增量空間，但同時也面臨一系列挑戰，如何在挑戰中尋求突破，考驗著李在明政府的政治智慧。（作者是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朝鮮半島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