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日本2026年版《外交藍皮書》將中日關系的定位從“最重要雙邊關系”降級為“重要鄰國”。這一調整是日本政府對華關系的重要轉折點。日本政府之所以對中日關系的定位作出降級處理，其背后主要有三個動機：

一是轉移國內矛盾。日本受烏克蘭危機、美以伊沖突以及日元匯率貶值等因素影響，經濟持續低迷，國內物價居高不下，通貨膨脹節節攀升。高市政府雖承諾在兩年內將食品消費稅降至零，但日本國內民眾工資上漲的幅度遠不及物價上漲的速度，生活開支占收入比重顯著提高。同時，在食品消費稅尚未下調之前，為提升防衛預算而增稅的政策已悄然實施——包括社會保障費用在內的民生經費被不斷膨脹的防衛費擠占。

此外，日本政府仍受政治獻金丑聞的困擾，自民黨黨員持續流失，民眾對高市政府的不滿情緒日漸累積。因此，高市政府有意通過擺出對華強硬姿態和降級中日關系來轉移國內民眾注意力。

二是拉攏國內保守勢力。如今，日本政壇右傾化進一步加劇，政治格局的極化與碎片化趨勢日益顯著，參政黨、國民民主黨、維新會等右翼或極右翼政黨的崛起給自民黨帶來嚴峻挑戰。2026年將舉行多場重要的地方選舉。而從自民黨內各方勢力來看，以安倍晉三繼任者自居的高市早苗，在自民黨內并無固定派閥或政治勢力的穩定支持。

高市政府能否長期執政取決于其是否能夠獲得自民黨內保守勢力的背書。2026年新版《外交藍皮書》中將中日關系的定位進行降級，意在通過炒作所謂“中國威脅論”來強化高市政府的對華鷹派立場，以此換取國內保守勢力的支持，鞏固政權穩定性。

三是為爭取美國對日本重新武裝的默許或支持。近年來，日本在重新武裝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僅大幅提升防衛預算、提高武器裝備性能、放寬武器出口，還不斷淡化或美化日本殖民侵略歷史，加快推進修改和平憲法進程。但受戰后體制束縛，日本在安全問題上仍受美國影響。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日本看到了突破戰后體制束縛的機會。此次高市政府主動降級中日關系，向美國傳遞出自愿充當“反華急先鋒”的信號，希望以此換取美國對日本重新武裝、蠶食和平憲法的默許與縱容。

盡管日本采取了降級中日關系的消極舉動，但中日關系仍具有較強的韌性。尤其在經貿領域，中日互為重要貿易伙伴，這并非降級所能改變的。短期來看，日本國內的務實派會對高市早苗政府形成牽制；但長期來看，隨著日本右傾化的不斷加劇，日本政府的對華強硬政策或將進一步走向極端。

高市政府對中日關系定位的降級，充分證明日本有意動搖戰后國際秩序。中國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將與國際社會共同抵制日本的軍國主義復辟，維護來之不易的亞太和平與繁榮。【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于海龍】

編審：高霈寧 張曉雯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