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以伊沖突爆發以來，美國多次批評歐洲盟友“不作為”。日前，特朗普更是在媒體上公開將北約稱為“紙老虎”，并表示正在認真考慮讓美國退出北約。二戰結束后的歐洲，地緣政治格局正因北約內部分裂而發生深刻動搖。這場危機凸顯美國“交易型外交”思維與歐洲各國“立足區域”視角之間的根本性沖突。如今，美國與北約盟友之間的分歧不再圍繞軍費分攤產生的齟齬，而是一場關乎北約生存的根本性危機。 

特朗普抨擊歐洲盟友“不作為”

此次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歐洲北約成員國拒絕參與由美國主導的對伊軍事行動。在霍爾木茲海峽關閉后，美國要求高度依賴中東能源的歐洲盟友提供海空力量以重新奪取水道控制權。然而，以英國首相斯塔默和德國總理默茨為代表的歐洲領導人明確拒絕直接參戰，引發美方的強烈不滿。

對特朗普政府而言，這種“不作為”坐實了北約的“紙老虎”屬性。在其邏輯中，一個只在防御俄羅斯時要求美國出力、卻在美方核心利益受損時作壁上觀的同盟，本質上是單向受益的“寄生蟲”。這番言論既是向歐洲“極限施壓”的談判籌碼，也為美國回歸“孤立主義”埋下伏筆。對奉行“美國優先”政策的特朗普政府而言，伊朗危機就是一場“考驗”，而歐洲的表現“不及格”。

法律掣肘與“事實性退出”的陰影

美國退出北約是否具有現實可能性？從法律層面看，制度性約束依然較強。2023年底，美國國會在《國防授權法案》中明確規定，總統單方面退出北約必須獲得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同意，或經由專門立法批準。在目前兩黨仍存在親北約勢力的背景下，法律上的“正式分手”難度不小。

然而，即便美國在形式上留在北約，特朗普作為其武裝力量總司令仍可通過行政手段實現“事實上的退出”——比如從歐洲盟軍最高司令部撤人、停止聯合演習，甚至公開質疑聯盟第5條集體防御條款的可信度。一旦特朗普明確表示不會保護“缺乏合作”的盟友，北約的威懾效應將會迅速下降。他威脅“退出北約”的核心動機是不滿歐洲盟友防務支出不足且在美以伊戰事中拒絕配合美國軍事行動，認為北約對美國“不公平”。如果歐美能緩和矛盾的話，特朗普未必會堅持“退約”。但即便如此，北約風險并不會就此消失。

歐洲“戰略自主”的現實考驗

如果美國真的抽身而去，或實質性削弱對北約的承諾，歐洲的防務責任將不得不由歐盟及其周邊國家自行承擔。這將導致長期停留在理念層面的“戰略自主”迅速轉化為緊迫的現實議題。從表面看，歐洲軍力規模可觀：歐洲北約成員合計擁有約190萬現役軍人，并配備包括F-35戰機和豹2主戰坦克在內的先進裝備。自2023年以來，歐洲整體防務支出也顯著上升，波蘭等國甚至提出將軍費提升至GDP的5%。

但這些“數量優勢”難以掩蓋對美國的深層依賴。現代戰爭的關鍵不僅在于兵力與裝備規模，更在于“戰略賦能要素”。首先，在情報、監視與偵察領域，歐洲高度依賴美國的衛星體系和高空無人機提供實時戰場信息，缺乏自主的天基感知能力，這意味著戰場上的“失明”。其次，歐洲缺乏大規模跨區域的戰略空運和后勤投送能力，難以實現快速兵力機動。此外，歐洲對美國依賴更深的則是核威懾體系。長期以來，美國的“核保護傘”是歐洲安全的終極底牌。盡管法國和英國擁有獨立核力量，但尚未形成區域性核防御機制。更何況，從依賴美國主導的核威懾轉向純歐洲框架，不僅涉及技術與能力問題，更需要高度的政治互信與制度整合，但目前歐洲尚未具備這一條件。盡管北約危機或許能加強歐洲推動“戰略自主”的緊迫感，但歐洲對美國仍存在根深蒂固的結構性依賴，這些依賴無法在短時間內消除。

歐洲無法調和的內部分歧

事實上，阻礙歐洲實現“戰略自主”的最大障礙，或許恰恰源于歐洲內部自身的分裂。首先，歐洲國家在威脅認知上存在分歧，以波蘭、立陶宛為代表的北約東翼國家，將俄羅斯視為直接且緊迫的安全威脅；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歐國家，則更關注中東局勢動蕩及其可能引發的難民危機。因此，失去美國這個“外部調節者”，歐洲內部的協調難度將成倍增加。

其次，主權約束仍然是阻礙實現“戰略自主”的主要因素之一。若要實現戰略自主，歐洲各國政府就必須向一個統一的軍事指揮架構讓渡相當一部分國家主權。而此舉在各國國內政治層面，依然面臨巨大阻力。雖然特朗普的“紙老虎”抨擊，可能倒逼歐洲防務一體化加速，但在構建自主情報體系與統一指揮機制的過程中，歐洲將經歷一個充滿危險的“風險窗口”。

綜上所述，如果美國退出北約是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的策略，則存在反噬其聯盟體系的風險；若其確為美國的戰略收縮，則意味著二戰后國際體系的重大調整。從法律上看，美國退出北約難度較大，但從實際操作層面看，讓該聯盟功能性失靈并非沒有可能。盡管北約危機勢必會刺激歐洲追求“防務自主”，但這一進程必將充滿艱辛。從長遠來看，歐洲具備成為獨立軍事力量的經濟與技術潛力，然而，在著手構建自身的指揮架構與情報體系的過渡期內，歐洲將處于極度脆弱的狀態。（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班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郎加澤仁）

編審：高霈寧 張曉雯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