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日本現役自衛隊軍官持刀闖入中國駐日大使館事件，引發國際輿論震驚。這一事件在戰后日本前所未見，揭開了長期被掩蓋在日本“和平國家”表象下的重重暗流。這種現役軍人針對特定國家外交機構的暴力行徑，不僅暴露出日本自衛隊內部的體制性痼疾，也反映了政治右傾極化和極端民族主義對于日本社會的嚴重侵蝕。

看到日本青年軍官的“暴走”，很多人會想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軍部的“下克上”傳統。當時激進的“皇道派”少壯派軍官認定政客腐敗軟弱，無法應對“國家危機”，制造了“二二六事件”等暴力暗殺行動。在此之前，日本關東軍中層參謀已經擅自在中國挑起“九一八事變”以裹挾國家決策，走上侵略中國的道路。此次持刀闖館事件表明，這種危險的“下克上”幽靈似乎又在日本自衛隊內部游蕩。一名現役士官能夠輕易跨越軍紀紅線和國際法底線，直接對外國使館采取暴力行動，暴露出日本防衛省和自衛隊內部存在嚴重的價值觀念扭曲和組織文化痼疾。

近年來，日本政府以所謂“周邊安全環境嚴峻”為借口，正在全速推進戰后最大規模的強軍擴武進程。自衛隊從戰后長期隱忍于社會邊緣的低調存在，逐漸走回主流社會輿論的聚光燈下，作為“保家衛國”的正面形象而受到追捧贊頌。與此同時，自衛隊內不時爆出貪腐騙補、紀律崩壞、安全事故、右翼思想滲透等丑聞。當自衛隊這樣高度封閉的武裝組織長期接受針對外部假想敵的認知洗腦，而國家層面的掌權力量又失去內部制衡和糾偏能力時，肇事年輕軍官的極端行為，正是自衛隊內部紀律渙散、極端意識形態野蠻生長的直接病理表現。

暴力排外的極右翼思想之所以能自上而下滲透進日本社會乃至武裝力量，是長期以來日本國內正確歷史教育缺失與政治右傾極化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方面，與戰后德國進行徹底的歷史清算不同，戰后日本從未在全社會范圍內徹底鏟除軍國主義的土壤。長期以來，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大肆推行修正主義史觀，篡改教科書，淡化和美化甚至否認侵略歷史，將日本加害亞洲鄰國、為禍地區的歷史敘事，包裝改造成日本作為“受害者”或“亞洲秩序維護者”的偽史。這種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操弄嚴重毒化了日本社會輿論。另一方面，日本不少右翼保守政客為了個人政治私利，轉移國內矛盾，熱衷于夸大外部威脅，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煽動民間的厭華反華情緒，甚至與“網絡右翼”同流合污傳播對華仇恨情緒。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學界提出的“新型軍國主義”概念，并非二戰軍國主義的簡單重現，而是日本軍國主義遺毒在當代政治土壤下的一種變異復活。日本打著“國家正常化”的旗號，發展“自主防衛能力”，其危險性在于這是以激進政策手段架空和平憲法約束、突破戰后和平體制。右翼保守勢力在話語敘事上極力宣揚日本民族的優越性和自豪感，渲染“存亡危機”等外部威脅，并在地區大搞陣營對抗，挑動地緣矛盾，擴張軍事安全影響，這些做法與戰前的軍國主義并無本質區別。

結合近年來日本國內爆出的一系列結構性問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個“戰前回歸”的危險閉環正在成形。此次持刀闖館事件，只是這個閉環中溢出的一個失控環節。事發后，社交媒體上有日本有識之士指出，日本防衛大學等軍事院校經常邀請極右學者授課，以及網上傳播的軍校學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等現象，進一步揭示了右翼極化政治正在從教育源頭扭曲日本未來軍事指揮階層的思想認知。自衛隊本是應受到嚴格約束管控的維護和平力量，卻可能淪為日本右翼勢力謀求實現激進政治訴求的溫床 。

更重要的是，一個在國內縱容極端思想、在對外政策上日益激進的日本，無疑是一個更危險的日本，這值得所有亞洲國家高度警惕。 日本領導人口口聲聲宣稱同中國“對話大門敞開”，要“冷靜處理”對華關系，但其長期推行的遏華抗華政策卻在不斷滋養極端主義的土壤。如果日方不能從事件中深刻反思，妥善處理，而是任由軍國主義遺毒滋長蔓延，終將葬送日本戰后和平發展成果，也可能再度為禍地區。（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