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夯實法治根基。民族問題是我國憲法規定的重要內容，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方面。在我國民族領域的立法中，民族區域自治法將民族自治和區域自治相結合，明確了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則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和演變規律為根據、以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為使命，為依法治理民族事務提供了明確法律依據。

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在民族治理的宏觀理論上有創新和突破，即以中華民族共同體范式區別于西方民族國家與帝國范式。以西方為首的一些國家的民族治理思想來源和立法模式大體遵循民族國家范式，尤其是部分國家曾推行“一族一國”模式。在具體立法和民族治理實踐中，這就容易造成民族強制同化與壓迫，以及不平等的世界民族關系，導致國家陷入民族治理困境。中國則回歸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長期歷史傳統和文明國家軌道，并將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時代化，走出了以中華民族共同體范式為基礎的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正確道路。以國族意義的“共同體”超越“民族國家”，是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在全球民族立法領域的范式突破，對世界各國探索民族治理正確道路是一種可貴的引導與借鑒。

從法律文本的具體內容來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有以下方面的創新和進步：

第一，以序言形式精煉表達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指導思想、歷史經緯和法理根據。在我國法律體系中，有序言的法律只有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等。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也有序言，表明其在法律體系中作為基本法律的憲制重要性。

第二，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維架構構建法律框架，具有科學合理性。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性是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主要目標，而共同性在法理上落實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四個關鍵層面。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第一章“總則”側重政治共同性的規范塑造，通過第二章“構筑共有精神家園”、第三章“促進交往交流交融”及第四章“推動共同繁榮發展”分別側重文化、社會與經濟層面的共同體塑造，從而推動建設中華民族共同體，實現深層次、緊密型的民族團結進步。

第三，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政策引導性和責任制裁性有機結合，確保法律實效性。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堅持引導性與約束性并重，它在規定大量政策引導性條款的同時，非常重視執行機制構建，重視法律責任配置，重視在地方、行政與司法層面具體機構、職責和問責一體化的執行機制，確保法律落到實處。

第四，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對內促進團結與對外法律斗爭有機結合。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具有清晰的斗爭意識和規制意識，在系統整合內部民族團結進步各項政策制度的同時，突出了涉民族涉外法律斗爭的面向，還對法律域外適用效力作出規定，從而將民族領域的民族團結立法與涉外法治斗爭結合起來，豐富發展我國涉外法治體系的法律工具箱和執行機制。

第五，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將全覆蓋教育與精細化規制有機結合。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的法律條文中有大量涉及相關教育在各地方與各領域的條款，以教育責任的壓實塑造引導面向中華民族共同體之共同性的民族團結精神，并重視數字教育技術與網絡空間技術的運用，開創民族團結教育的新格局。同時，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還規定了涉及行政機關、社會組織、學校與個人促進民族團結進步的條款，并配置了精細化的行政規制工具。

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在歷史上長期存在著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發展大趨勢。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對于健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制度機制，推動中華民族成為認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的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作者是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中國民族政策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