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近年來，民進黨當局為了媚日勾連，公然美化日殖民歷史。甚至，一些日本政客還暗示可能武力介入臺灣問題。臺灣被日本侵占的血淚歷史被人為淡化，這是對歷史真相的褻瀆。本期環球圓桌對話邀請三位學者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

戚嘉林：臺灣史研究會理事長

蘇 恒：中華海峽經貿交流協會理事長

程朝云：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對侵略殖民歷史認知為何異化

戚嘉林

日本侵略殖民臺灣，正值工業革命后的近代時期，是以現代國家機器為工具。從初期的血腥殺戮，到中后期經由法律、警政、行政、金融、新聞管制與軍憲威懾等公權力，結合引進的資本與先進技術，建構嚴密的殖民剝削體系，強取豪奪壓榨臺灣，為日本攫取巨大利益。日本殖民政府與被其統治的臺灣人民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屠殺與被屠殺、壓迫與被壓迫、歧視與被歧視的血淚殖民關系。這也是為何日本投降之際，臺灣全島人民激情歡動慶祝光復，喜迎臺灣回歸祖國。

但臺灣社會一些人卻出現對日本侵略殖民歷史的選擇性“失憶”，甚至一些勢力公然“美化”這段歷史的錯亂現象。這是“自我異化”的結果，究其原因，除戰后二十多年間臺灣當局出于政治需要沒有徹底清算日本侵略殖民臺灣的歷史外，主要還包括三個因素：

一是日本“包裝”殖民統治。日本在殖民統治臺灣期間，成建制地鼓勵日本人移民臺灣，1943年時在臺日本人共計約40萬人，占當時臺灣總人口的6%，其中在臺北市高達30%。日本殖民當局費盡心機“包裝”自己，對于當地民眾開展的非武裝抗日運動，在采取強力監控、滲透、收買、分化、警告等手段之外，從起訴、法庭公開答辯、公開審判到有罪判刑、入獄服刑，走完法律程序，最后還公布洋洋灑灑的勒令政黨解散書，制造所謂嚴謹、公正假象。

二是所謂“皇民世代”的“臣服”。日本殖民統治末期強勢推動所謂“皇民化運動”，使那個時代的臺灣青少年成為所謂的“皇民世代”。他們在嚴厲的媒體管控下，無法了解日本侵略殖民臺灣歷史的苦難真相，了解的是日本殖民當局教導的“皇民史觀”。他們中的一些人基于個人局部歷史記憶和認知形塑的錯誤史觀，更因親見當局在“白色恐怖”時期所作所為而強化。不少人還因臺日貿易等因素“事業有成”，逐漸在島內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產生重要影響，將其錯誤的歷史認知向臺灣社會擴散。

三是“臺獨史觀”的侵害。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臺獨”勢力在島內逐漸成勢，圖謀編造建構其“臺獨史觀”。其中包括蓄意淡化、抹殺祖先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壯麗抗日歷史，并炮制出“日本殖民統治肯定論”，反向頌揚曾經屠殺、壓迫、歧視自己祖先的殖民者。“臺獨”勢力在臺掌權后，通過教育、新聞和行政等手段，一方面剔除了清政府治理的“中國史觀”，取消了原有的中國史課程，并將中國史與南洋史并列；另一方面處心積慮地篡改日本侵略殖民臺灣歷史，全方位推動“親日殖民史觀”，再結合日本對臺政治、經貿滲透及臺灣民間赴日觀光的淺層正面“日本印象”，得以將扭曲的日本侵略殖民歷史記憶和現實生活相聯結，從而形塑成了今日臺灣社會中的親日媚日現象。

臺灣遭日本侵略殖民歷史是中華民族不能忘卻的國恥。對于臺灣同胞在日本侵略殖民五十年間所受的苦難，大陸同胞同悲哀矜。“臺獨”勢力認賊作父，意在切斷臺灣人民的兩岸歷史聯結記憶，切斷臺灣人民對祖國的認同。扭轉臺灣在這一問題上的自我異化，本質上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國族認同”的長期戰爭，一般化常識性批判可能力道有限，正本清源之道是深入研究日本侵略殖民臺灣的歷史，從整個民族的宏觀角度與微觀史實，建構客觀的日本侵略殖民臺灣歷史，使臺灣民眾了解日本侵略殖民歷史的真相，并結合臺灣新生世代通過兩岸交流形成的正面“中國印象”，恢復臺灣民眾對日本侵略殖民臺灣歷史的正確認知。

深化兩岸文化交流，拆解殖民洗白敘事

蘇恒

對于臺灣社會一些人存在的對日本的“奇怪親近感”，不能僅以個人偏好或流行文化影響來解釋，更深層的原因是殖民教育與威權統治所塑造的心理習慣與敘事結構。

筆者外公外婆皆在日本殖民時期接受過日本殖民教育，會說日文。他們最強烈的記憶不是“學到日本語言與秩序”，而是殖民威權的壓迫性：不能頂撞、不能挑戰、必須服從，這使得哪怕在臺灣光復后，他們面對日本人仍下意識地認為“要尊重、不要挑戰”。這說明殖民統治的深層效果不是短期灌輸，而是通過殖民教育將“誰可以定義文明、誰值得你敬畏”寫入人格與社會習慣之中，以致根深蒂固。

臺灣部分民眾今天的認同問題，與戰后臺當局“去殖民化”不足有關。其在清除殖民遺毒方面至少存在三項結構性失職，并且構成一條清晰的鏈條，成為今天臺灣民眾“身份政治”產生的歷史基礎。

第一，未系統檢視日本殖民當局的加害歷史，導致“公共記憶被碎片化”。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差別待遇、警憲暴力、思想管控、資源攫取等“加害結構”未被系統納入教材、未開放相關檔案，也未進入社會公共教育，導致對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理解簡化為“生活印象史”。甚至被所謂“有效率、干凈、現代化”的描述掩蓋，導致民眾受害經歷被邊緣化、“加害結構”被淡化。

第二，放任所謂“建設敘事”，導致把統治手段講成“道德貢獻”。日本殖民者當然會“建設”，但其“建設”首先服務于殖民統治：交通用于軍警調度與資源運輸，學校用于語言規訓與身份改造，制度用于人口管理與資源攫取等。關于日本殖民時期所謂的“建設敘事”如果只談“修路建校”，卻不談“為誰服務、代價是什么、誰獲利誰受害”，就會把工具性建設講成道德性恩惠。其政治效果等同于為日本殖民者洗白。

第三，以行政硬切換代替知識重建，導致敘事真空與反彈。“認同重建”不是簡單的行政公告。戰后臺當局以為更換符號、強化口號即可改造人心，卻忽視歷史敘事規律。以表態代替教育，短期或許有效，長期必然反彈，并留下敘事真空，最終被更擅長動員、包裝的“臺獨”敘事填滿。

“臺獨”教育常被包裝為價值選擇或認同表達，但其關鍵問題并非“有立場”，而是常以立場替代方法、以結論替代證據、以情緒替代論證。當歷史教育退化為站隊訓練，學生獲得的不是歷史理解能力，而是敘事依附能力：誰掌握教材與媒體，誰就決定青年理解世界的方式。更嚴重的是，因為缺乏對日本殖民統治結構的系統拆解，對日本殖民的敘事很容易被浪漫化。

認同并非由活動堆積而成，而是由教材敘事、課堂訓練、制度獎勵與媒體環境長期形塑。筆者認為，兩岸教育文化交流若要服務于未來更深層的共同體重建，必須從數量型活動轉向結構型知識工程：以史料與方法為核心，以課堂與評價為抓手，系統拆解殖民洗白與敘事壟斷。

一是要將兩岸交流從“參訪合影”升級為“共同知識生產”，以共同課程、共同研究、共同史料整理、共同紀錄片與青年出版為核心，讓交流產出可檢驗的作品，而非會消失的活動。二是建立拆解“建設神話”的雙線敘事模板，即“做了什么-為誰服務-代價是什么-誰獲利誰受害-長期遺產為何”，把建設與統治、秩序與掠奪同框呈現，浪漫化敘事自然失效。三是推動兩岸教師研修與聯合教案，重點訓練史料教學、爭議議題引導、媒介識讀與敘事分析能力。四是學生評價改革。只要評價邏輯改變，課堂邏輯就會改變；課堂邏輯改變，認同結構才會改變。

汲取戰后臺當局“去殖民化”失誤的教訓，以更高質量、更可驗證、更能說服人的方式去處理歷史與認同，贏回青年，這將是真正有效的撥亂反正路徑。

所謂“殖民地現代化”是一種假象

程朝云

對殖民統治臺灣期間的經濟政策，日本曾將其作為宣揚“殖民統治成功”的重要證據。“臺獨”勢力也宣揚日本殖民統治促進了臺灣“現代化”，關注所謂“殖民地現代化”的研究逐漸成為島內對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經濟史研究的主流，導致日本殖民統治的罪惡被人為遮蔽，相關史實有必要厘清。

實際上，臺灣早期現代化進程在晚清即已開啟。首任巡撫劉銘傳推行自強新政，推動了臺灣鐵路、輪船、電報、郵政、煤礦等近代交通業、工商業的發展。為增加財稅收入而進行的清賦改革，對臺灣近代化的意義非常顯著。

有研究顯示，日本殖民之初的臺灣經濟發展水平超過了明治維新后日本工業化起步時的水平。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經濟發展，是接續并基于晚清臺灣經濟發展（特別是洋務派官員推行的新政改革）之上的。日本殖民當局的經濟政策都著眼于日本利益，使殖民時期臺灣經濟呈現出濃厚的對日依附與從屬的畸形特征，有學者將這一經濟發展過程概括為“殖民地化”。

日本在殖民時期對臺灣的經濟掠奪，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開展土地、林野調查，攫取土地等資源。日本殖民當局舉辦大規模土地、林野調查，清理出大量隱田，在臺灣確立起相對清晰的地權制度，大幅攫取財政稅收。臺灣農民因無法或不能及時提供有效證明文件，辛勤開墾的大量土地被強行剝奪，成為“官有地”。殖民當局將這些“官有地”撥給日資掌控的企業，借以掠奪臺灣農林資源供應本國需要。光復前夕，各級殖民政府、在臺日資企業和在臺日本人占有七成以上土地，600余萬臺灣民眾占有不到三成。

第二，偏重米糖生產，滿足日本消費需求。上世紀20年代，殖民當局在臺灣搞所謂“糖業改良”和“稻米改良”，目的都是滿足日本國內對廉價農產品的消費需求。此前，臺灣產糖90%以上銷往日本。20年代中期，迎合日本人口感的蓬萊米種植成功，之后種植面積和產量逐年增加。蓬萊米幾乎完全供應日本市場，且價格相對穩定、低廉。臺灣民眾的米消費量卻不增反降，不足之時只能用番薯代替。

第三，壟斷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獨占經濟利潤。在日本殖民當局扶持下，三井、三菱、日糖等財閥幾乎完全控制了臺灣現代制糖業。殖民當局通過實施“原料采集區域制度”和“產糖獎勵法”，使蔗農形同制糖企業的農奴，從而確保糖業資本家的利潤。此外，電力、化學等臺灣新興工業部門也被日本資本壟斷。日本將在臺灣攫取的豐厚利潤轉移到國內，進一步投資其他產業，甚至用于海外擴張。

臺灣進出口貿易被日本殖民當局及其扶持的日本資本控制，成為掠奪臺灣經濟的又一渠道。臺灣稻米的生產主要掌握在本地生產者手中，但銷往日本則由三井物產會社控制，流通環節的利潤被日本資本攫取。由于臺灣銷往日本的主要是農產品或原料，從日本進口的主要是化肥等相對昂貴的工業制品，臺灣經濟發展的成果在貿易環節進一步被日本奪取。

第四，實施戰時統制經濟，將臺灣拖入泥潭。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后，日本殖民當局將臺灣納入戰時體制，推行統制經濟，覆蓋人力、物資、金融、貿易和農業生產等，加強對臺灣經濟的掠奪。比如，通過大幅增稅、強制認購公債和強制儲蓄等手段掠取臺灣民眾的資金，甚至搜羅民間包括首飾在內的黃金。日本殖民末期，還嚴格管制糧食消費，推行“總收購總配給”制度。農民生產的糧食只允許留下最低自用量，其余全部由當局強行收購，連林獻堂等大地主都出現“無米可炊”的缺糧情況，臺灣民眾的慘況可想而知。

光復后臺灣面臨的糧荒、失業等一系列經濟難題，源頭就是日本殖民時期對臺灣經濟的全面掠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