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日本眾議院選舉正式落幕，自民黨與執政聯盟取得罕見的壓倒性勝利。自民黨單獨斬獲316席，超眾議院465個總席位的三分之二，創下日本戰后歷史上首次單一政黨掌握三分之二以上議席的紀錄。若再疊加日本維新會的36席，執政聯盟合計獲得352席，占總席位的四分之三以上。

日本政局就此從“少數執政、朝野拉鋸”的格局，驟然轉向“高市一強”的權力高度集中狀態。這也意味著日本未來數年的政策走向、國家安全路線乃至對華戰略姿態，都將進入“加速右轉”的軌道。

高市何以“大勝”？

此番勝選并非偶然，而是高度的競選策略、精準算計的選舉時機與日本社會整體右傾思潮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

解散眾議院時，高市公開表示“是否由我繼續擔任首相，請國民決定”，還多次強調“若席位不過半將辭職”。這種將個人政治生命與選舉結果直接捆綁的做法，讓眾議院選舉轉化為一場“首相公投”。在野黨難以圍繞具體政策展開辯論，只能被迫陷入“挺高市還是反高市”的情緒化對抗框架。最終高市的個人高支持率直接轉化為政黨議席的擴張，“高市人氣”成為自民黨最大的競選籌碼。

與此同時，閃電戰式的選舉安排極大地削弱了在野黨的競爭力。此次選舉，從眾議院解散到投票僅歷時16天，創下日本戰后最短紀錄。短周期選戰讓在野黨無暇整合候選人和競選資源，例如新成立的“中道改革聯合”尚未完成組織磨合便倉促上陣，無法有效動員支持者參與投票，最終遭遇慘敗。

從本質上來說，是日本經濟的長期低迷與民眾安全焦慮的相互交織，推動了社會思潮的整體右轉。而高市鼓吹的“積極財政+經濟增長”敘事，以及對華強硬、行事激進的政治形象，恰好回應了民眾對經濟出路與安全困境的雙重關切，從而吸引了保守階層、年輕選民及無黨派群體的支持。

“高市時代”的日本政壇變革

如果說選舉結果只是表象，那么此次選舉真正反映的，是日本政治的運行邏輯與權力格局所發生的深刻變革。

其一，日本政治的“協商色彩”明顯弱化。過去數十年，日本政治長期呈現派閥制衡、聯合執政與跨黨協調并存的格局，首相施政往往需要多方妥協與博弈。此次自民黨單獨掌握三分之二議席后，國會對首相權力的制度性制衡作用將大幅削弱，政策推進將更多依賴行政主導，而非以往的反復協商。

其二，“強首相體制”逐漸形成。此前公明黨常扮演自民黨施政的“剎車器”，而如今自民黨的聯合執政對象換成了同樣持保守立場的維新會。面對居高不下的“高市人氣”，自民黨內的派閥力量也日趨弱化。高市既手握議席優勢，又缺乏實質性的制衡力量，因此，政治決策權將高度集中于首相官邸。這意味著日本或將進入一個類似小泉、安倍時期，但權力集中程度更高的“高市時代”。

其三，在野黨重組愈加困難。在本次選舉中，“中道改革聯合”在小選區與比例代表選區的席位雙雙大幅下滑，多名立憲系資深議員落選，其地方組織網絡和基層動員能力也隨之受損。“中道”的慘敗，直接反映出日本中間派政治空間的萎縮。未來數年，日本政壇很可能呈現出“自民黨一強、在野黨碎片化”的局面，在野黨短期內難以對自民黨構成有效挑戰。政治競爭的弱化，有利于促成高市的長期執政格局。

日本將“加速右轉”

在權力空前強化的背景下，高市推進政策的速度將顯著加快，其施政方向也將在多領域展現出鮮明的“右轉”特征。

在安全領域，根據高市在解散眾議院記者會及自民黨選舉綱領中的表述，她將持續強化國家安全保障與防衛政策：今年內修訂《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安保三文件”，從根本上強化應對“以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與“經濟脅迫”的措施；同時撤銷現行將防衛裝備轉移限定于非戰斗目的五種類型的規則。此外，高市還計劃在供應鏈與關鍵礦產領域，推動與所謂“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并推動“上游資源開發與采購的多元化”。

在憲政層面，修憲議題將重回日本政治的核心日程。高市明確表示，希望在國會憲法審查會上就修憲方案展開具體討論，還再次提及將自衛隊寫入憲法。隨著自民黨在眾議院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議席，發起修憲動議的程序條件已基本具備。盡管參議院仍是修憲的重要制約力量，但戰后日本和平體制的制度邊界，正被一步步突破。

在經濟領域，高市提出“負責任的積極財政”主張，計劃推動消費稅減稅并擴大政府投資，本質上仍是依賴財政刺激托舉經濟增長。目前市場已對此表示憂慮，日元持續走弱、日本國債長期收益率創歷史新高。在日本政府債務規模長期高企的背景下，這種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備受質疑。

在外交層面，高市的施政路線已愈發清晰。勝選后，她公開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還計劃3月訪美以強化日美同盟。在特朗普提出“西半球優先”的背景下，日本將更主動地承擔地區安全角色，謀求成為美國亞太戰略的關鍵支點。與此同時，日本對華政策的強硬化趨勢已難逆轉，選舉大勝加之美國的明確支持，讓高市在國內幾乎不再面臨掣肘，其在對華關系中的顧慮明顯下降，政策操作空間進一步擴大。伴隨日本防衛力量建設提速、情報體系強化，以及與所謂“志同道合國家”的安全合作的持續推進，日本在臺海、南海及經濟安全等議題上的對華立場將更趨激進，中日兩國關系中的摩擦點和不確定性也勢必增多。

總體來看，高市此次大勝，其意義遠不止于議席數字的膨脹，更標志著日本戰后政治傳統的加速瓦解：政治權力從派系平衡向首相官邸高度集中，決策機制從協商一致轉向“效率至上”的行政主導，國家戰略重心加速轉向安全保障優先。這一轉型正塑造出一個更具攻擊性、也更不穩定的日本。如何應對一個告別“低調”、轉向“強勢出擊”的日本，已成為周邊各國乃至國際社會無可回避的戰略考驗。（作者系山東社會科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姜水謠）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