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回應此前“臺灣有事”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的謬論時表示，日本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與《中日聯合聲明》的表述一致。

高市早苗這一表態表明，其不僅拒絕撤回此前錯誤言論，更嚴重背離中日建交初心。對照《中日聯合聲明》具體條文和基本精神，高市早苗的“立場不變”說完全站不住腳。歷史承諾不容篡改，和平初心不容背叛。日本領導人的詭辯不僅虛偽而且危險，正在侵蝕中日關系的政治根基。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領導人簽署《中日聯合聲明》，實現邦交正常化。這份文件是中日關系的政治與法律基礎。《中日聯合聲明》明確：“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這些條款徹底解決了臺灣地位問題。雙方在《中日聯合聲明》中還明確，“兩國政府確認，在相互關系中，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和武力威脅”。當時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記者會上宣布，“作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結果”，日本與臺灣地區“斷交”。中日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歷史正義基礎上，開啟了和平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然而，高市早苗近期的言論卻與《中日聯合聲明》精神背道而馳。她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暗示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進行武力介入，這與《中日聯合聲明》的和平原則形成尖銳對立。高市早苗引用“存亡危機事態”這一概念，企圖為武力介入臺海尋找借口。然而，這一概念定義模糊，容易被隨意解釋，在日本國內法中存在嚴重法律缺陷。此前，高市早苗還在黨首辯論中引用無效的“舊金山和約”聲稱日本“無認定臺灣法律地位的立場”，卻對具有國際法效力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避而不談。這種選擇性引用的做法，暴露了其試圖顛覆戰后國際秩序的危險意圖。

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國內近年來一直有人聲稱“《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這本質上是對國際法的公然蔑視。《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明確“聯合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經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日本國會批準的國家間條約，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該條約在1978年將《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此后，在1998年的《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和2008年的《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中，日方均重申了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嚴格堅持和遵守。四個政治文件共同構成了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具有連續性，其法律約束力不容否認。任何所謂“立場分歧”的說法都是對歷史的篡改和背叛。

高市早苗的言論代表了日本右翼勢力對歷史反省的缺失。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日方曾明確表示“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一歷史反省是中日關系恢復正常化的重要前提。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需要建立在廣泛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在國際局勢波譎云詭的當下，日本應繼續堅持“無核三原則”，遵守“和平憲法”精神，然而，其卻背棄既有承諾，加速啟動軍事化進程，此舉不僅偏離和平發展軌道，更給地區安全穩定帶來潛在風險。近年來，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衛開支，并計劃將防衛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提高至2%。這些舉動引起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周邊國家的嚴重擔憂。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1972年，周恩來總理與田中角榮首相的“世紀握手”，開啟了中日關系的新篇章。近半個世紀后的今天，日本領導人卻公然違背兩國基本法律文件，鼓吹武力介入臺海，這不僅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更是對日本自身國際承諾的違背。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日本政府應當反思歷史罪責，遵守國際法準則，避免再次將地區和平置于危險境地。

中日關系的未來在于堅持和平友好、合作共贏的正確方向。日本領導人應當真正回歸兩國建交初心，將“立場不變”的表態轉化為恪守承諾的實際行動，而不是在錯誤道路上越走越遠。（作者系海峽兩岸關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湖北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助理熊興）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