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早在2020年制定“十四五”規劃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就提出2035年遠景發展目標——中國將用三個五年規劃時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十四五”是實現遠景發展目標的開局，“十六五”是收官。因此，本次全會公告強調，“十五五”在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

“十五五”時期的重點任務涵蓋產業發展、科技自強、改革開放、人民生活、國家安全等領域。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決定了“十五五”規劃必然與“十四五”一脈相承，公告所闡述的重點任務都可以在“十四五”找到對應的部分，只是在任務的先后次序和側重點上有所區別。內外部環境變化導致了這種差異。

從內部環境看，“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總量增加約40萬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科技能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極大增強。但在房地產調整背景下，也面臨著總需求不足、就業收入面臨壓力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中國不會也無需采取“大水漫灌”的財政貨幣政策來應對短期壓力，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決定了中國能從更長時間緯度來克服短期的需求不足。在擴大內需方面，公告明確提出“建設強大國內市場，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一施策方向，有別于簡單的需求擴張道路，著眼于為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更多的需求動力。隨著國內新供給和新需求的形成，我國也將擺脫過去過度依賴地產驅動的發展模式，實現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的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除了內部因素外，外部環境的深刻變化也是影響“十四五”和“十五五”側重點不同的重要因素。黨的十六大指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而戰略機遇期的隱含假設是“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題”。“十四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了“我國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黨的二十大報告調整了對外部形勢的判斷，提出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此次制定“十五五”規劃，對外部形勢的判斷延續了黨的二十大報告的表述。

結合當下形勢，“十五五”時期的風險挑戰或將來自三方面：一是全球地緣沖突愈演愈烈；二是人工智能革命方興未艾；三是美西方國家將進一步加大對我國科技和經貿的打壓。

為應對這些風險挑戰，“十五五”時期，中國需要更加重視“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以實體經濟的鞏固和壯大抵御外部沖擊；更加重視“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以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更加重視“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以拓展貿易和投資的空間，減少對單一經濟的依賴，同時與世界各國共享發展機遇。這些任務都與“十四五”時期的提法有所區別，體現了中國順應外部環境變化調整施政側重點的靈活性。

藍圖已經繪就。到“十五五”末期，我國人均GDP有望達到2萬美元左右，產業基礎更為強大，需求結構更為合理，區域發展更趨均衡，為實現2035年成為中等發達國家奠定堅實的基礎。（作者系金融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一）

編審：蔣新宇 高霈寧 蔡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