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冼星海足跡，尋找《黃河大合唱》的來路，海河傳媒中心記者來到了延安，來到了壺口。

黃河進入壺口，河道陡然收束，滾滾河水以雷霆萬鈞的炸裂之勢咆哮而下。7月初，正值黃河豐水期，站在壺口瀑布延安宜川一側岸線，中華民族母親河的磅礴偉力和動人心魄撲面而來。

“風在吼，馬在叫，黃河在咆哮……”哪一位華夏兒女，不是從小聽著《保衛黃河》長大的！在黃河壺口瀑布，記者隨機采訪了不下20位游客，“看到眼前景象能想到哪位音樂家和他的什么作品？”“冼星海 《黃河大合唱》！”面對提問，受訪者幾乎都是毫不遲疑，脫口而出。

陜西壺口瀑布工作人員張敏告訴記者，壺口瀑布可以說是《黃河大合唱》第一靈感誕生地。抗戰爆發，詩人光未然途經此地，看到了船工和黃河驚濤搏斗的景象，心潮澎湃激發靈感，創作出朗誦長詩《黃河吟》。冼星海在聽了這位老搭檔激情豪邁的朗誦后，緊握詩稿，“我有把握把它譜好！”

今年是冼星海誕辰120周年。1905年，冼星海出生在澳門一艘破爛的漁船里。小時候，母親經常給他唱粵語民歌《頂硬上》，“頂硬上，銅打肺，立定心腸去捱世”。這首船工的勞動號子，成為他生命中第一堂“音樂課”，也塑造了他堅韌不拔的品格。以后的歲月里，冼星海八方求索、刻苦勤奮，先后輾轉南洋、廣州、北京、上海和法國巴黎。憑借不屈不撓的精神，獲得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榮譽獎項。學成回到祖國，冼星海沒有想到自己的榮華富貴，而是自覺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創作《救國軍歌》《在太行山上》等歌曲。1938年10月，他赴延安任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主任。

他說的“把握”，指他自身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聯系之緊，他的思想情感與激越的音符聯系之緊。六天六夜，在延安魯藝東山窯洞的微光下，冼星海以如癡如狂的狀態，一氣呵成創作出包括“黃河頌”“保衛黃河”等八個樂章在內的《黃河大合唱》。此后的一年多，作品在延安公演多次，身為音樂系主任的冼星海親自指揮排練，毛澤東主席等領導人觀看演出后連聲夸“好”。

《黃河大合唱》對于中國人有著怎樣的意義？莫斯科國立大學教授、薩克斯演奏家王有為解讀道，冼星海的音樂屬于民族危難時代的最強音，《黃河大合唱》采用了交響樂和合唱的形式，融匯了船工號子、民間曲調等民族音樂元素，既有西方音樂宏偉的結構和震撼力，也有東方的韻味和民族的親切感。

“可以說《黃河大合唱》是為中華民族‘定做’的這么一部音樂巨著。它用音樂塑造了一個咆哮的、奔騰的、不屈的黃河。這里的黃河既是自然的，更是民族的、精神的，作品超越了簡單的戰歌，升華為一個民族的精神圖騰，其震撼力是直擊靈魂深處的。”王有為表示。

《黃河大合唱》毫無疑問是冼星海音樂成就的最高峰。從1938年10月到1940年5月，冼星海在延安的時間只有一年半，但這里有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時代浪潮，有軍民艱苦奮斗搞生產、干革命的火熱實踐，有奔流不息、滋養生命的滾滾黃河，當然，更有他本人和詩人光未然的才思情懷。這一切，讓《黃河大合唱》誕生在延安。

在延安文藝紀念館，一位中央音樂學院教師參觀冼星海章節時說，如果可以穿越，他想回到（延安時期）那個年代，“為國家做點事”。

8月，海河傳媒中心記者來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地鐵綠線Сокол站2號出口，已經八旬高齡的左貞觀步伐輕快地來迎接記者，他的工作室，就在地鐵站旁的一個小區。這里距莫斯科市中心約10公里，樓宇富有年代和歷史的厚重感，每個角落都收拾得干凈整潔。

在工作室，左貞觀向記者講起了冼星海的五年蘇聯時光。

左貞觀接受采訪

1940年5月，冼星海化名“黃訓”，和電影導演袁牧之一起赴蘇聯為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制作配樂和后期，幾經周折，他們在當年年底抵達莫斯科。誰也不曾想到，這次出國，冼星海竟再也未能回到心愛的祖國。

少為外界知曉的是，冼星海和袁牧之等藝術家啟程前，毛澤東主席曾親自在楊家嶺住所為之餞行，還特意讓工作人員去老鄉家買了一只雞。當晚，冼星海攜愛人錢韻玲和幾個月大的女兒一同前往。席間，毛主席除了關于紀錄片后期制作的工作外，還特別交代冼星海要多考察蘇聯音樂和當地民族文化，為中國革命藝術創作提供借鑒。

在莫斯科，冼星海一邊做影片配樂，一邊深入研究蘇聯音樂，豐富自己的創作，同時對《黃河大合唱》進行交響化改造，創作《民族解放交響樂》等作品。他和很多蘇聯著名音樂家交往，自己的作品也逐漸被蘇聯音樂界知曉。關于冼星海這一時期的經歷，左貞觀做了大量基礎性研究，他曾跑到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找到了很多珍貴的書信和樂譜。

蘇聯音樂界有一個作品討論會的傳統，左貞觀就曾于20世紀70年代出席過音樂巨匠肖斯塔科維奇的作品討論會。冼星海到蘇聯后，逐漸受到蘇聯音樂界的關注。1941年上半年，他的作品討論會舉行，出席者有卡巴列夫斯基、格里埃爾、穆拉杰里等大家，冼星海作了自我介紹并自彈自唱《黃河》。蘇聯作曲家協會領導人穆拉杰里稱贊冼星海“胸有成竹地使用復調手法克服了中國調式的關閉性”，描繪出中國母親河的形象。

對于冼星海在莫斯科的這半年多時光，王有為表示，他是戰爭時代的友誼橋梁，通過音樂，讓外界看到、了解了正在浴血奮戰的中華民族，“冼星海算得上是音樂外交的早期實踐者。”

“冼星海在莫斯科的這一段時光是幸福的。”左貞觀總結道。可惜，這種“幸福”被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的戰火所打斷。衛國戰爭爆發，冼星海等人不得不回國，一行十余人，大概率是乘坐著蘇聯向后方轉移的火車，在兵荒馬亂中來到蒙古的烏蘭巴托，但因為日軍封鎖了中蒙邊境，新疆又有敵對軍閥勢力阻撓，他們無奈滯留烏蘭巴托長達一年有余。

“這么下去不是個辦法！”滯留烏蘭巴托的他們開始做出不同的抉擇。其中，參加過平型關戰役的李天佑和特科戰線的李士英決定向西繞過日軍封鎖線，步行穿越沙漠戈壁，誓回延安，二人也確實于1944年春回到了延安。而冼星海和袁牧之等人，則于1942年底輾轉抵達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期待局勢好轉后再從新疆回陜北。

1988年，43歲的左貞觀曾飛到阿拉木圖，采訪冼星海生前的同事、朋友。說起和冼星海研究的“緣分”，左貞觀有一段自己的故事。他出生在上海，1961年到蘇聯生活，學習音樂和作曲，后來加入了蘇聯作曲家協會。20世紀80年代，我使館向蘇聯作曲家協會求助，希望協助搜集冼星海在蘇聯期間的詳細經歷，協會負責人找到了左貞觀。“你知道冼星海嗎？”“我怎么會不知道冼星海，每一個中國人都知道！我是聽著他的《黃河大合唱》長大的！”左貞觀回答。

左貞觀當時已在蘇聯生活近30年，但祖國始終在他心中，是他魂牽夢縈的地方。在蘇聯漂泊多年，和冼星海又是音樂“同行”，一聽說請求協助尋訪冼星海的經歷，左貞觀一口答應下來，此后幾十年，他執著地把這項工作當成了自己的事業。

“阿拉木圖的意思是蘋果之父，我想冼星海在阿拉木圖的時候一定很喜歡那里的蘋果。”左貞觀笑著說。

沿著兩代音樂家的足跡，海河傳媒中心記者來到了阿拉木圖。站在舍甫琴科大街沿線一處靜謐的綠地公園，記者的思緒回到了80多年前，當年，冼星海和哈薩克斯坦音樂家拜卡達莫夫曾住在這里。在城市化的浪潮中，這里拆遷后改造成了綠地，當年的舊屋已難尋蹤跡。不過，就在冼星海住所原址七八公里之外的地方，有兩條平行的街道，分別以冼星海和拜卡達莫夫的名字命名，人們沒有忘記他們。

冼星海大街紀念碑

到了阿拉木圖的冼星海，生活很快陷入窘境，于是便有了廣為知曉的情節：無家可歸的他獨自一人挎著小提琴，徘徊在劇院走廊，拜卡達莫夫把他帶回家中安頓，接下來便是兩位音樂家交往的故事。

左貞觀1988年到阿拉木圖尋訪時，拜卡達莫夫已經去世多年，這樣一來，冼星海在阿拉木圖期間經歷最重要的講述者便成了達娜什，也就是拜卡達莫夫的姐姐。當時，拜卡達莫夫家里已經收留了另一位流浪的音樂家，家中擁擠，只能讓冼星海住在姐姐達娜什家里。

“我到阿拉木圖的時候，達娜什也已經是一位老太太。但是她把冼星海的事講得特別生動，繪聲繪色，讓人印象深刻。”左貞觀表示，這些珍貴的資料，他都用錄音機錄了下來。

戰時的蘇聯實行食品定額配給制，每家每天只能分到一點點黑面包。在饑餓的驅使下，冼星海賣掉了自己的一床棉被去買食物，達娜什知道了很生氣，把他“罵”了一頓：“自己要用的東西怎么能賣掉？”后來，冼星海還想賣掉一件毛衣，被達娜什攔住了。可當冼星海生病時，達娜什卻一點也不吝惜自己的財產，那時冼星海感染了麻疹，高燒不退，她果斷賣掉了自己的衣物來買藥，冼星海才痊愈。

流落異國，思念家人，貧病交加，還過上了近乎“以物易物”的生活……這些沒有擊倒這位執著的藝術家。達娜什表示，生活很難，但她經常能在弟弟家，看到冼星海拉小提琴、拜卡達莫夫彈鋼琴的場面。那個年代還能聽到現場音樂，算是生活中唯一的奢侈品。

達娜什有個女兒名叫卡拉姆卡斯，當時她六七歲，已經有了很清晰的記憶。她記得冼星海總是衣裝整潔，對于她這個小姑娘，他給予了父親般的愛，有一次冬天放學回家她的腳濕透了，冼星海用胸膛給她暖腳。眾所周知，冼星海離開延安時，和妻子錢韻玲的小女兒剛剛幾個月大，喜愛孩子的冼星海或許是把對女兒的愛，都轉移到了卡拉姆卡斯的身上。

記者在阿拉木圖尋訪

令人遺憾的是，記者從我駐阿拉木圖領事館工作人員處獲悉，卡拉姆卡斯老人已于2021年離世，和冼星海在蘇聯期間有過直接交集的人又少了一位。

左貞觀介紹，冼星海后來從阿拉木圖去了哈薩克斯坦小城庫斯塔奈，在那里的音樂館供職。特別有幸的是，尋訪期間，他曾采訪到1944年前后和冼星海一起在音樂館工作的一位冬不拉琴手，保留下很多關于冼星海的一手材料。

長期的顛沛流離透支了冼星海的身體，1945年5月回到莫斯科的他已經重病纏身，在友人的幫助下住進了克里姆林宮醫院，但還是于當年10月與世長辭，年僅40歲。令人動容的一幕是，發著高燒、躺在病床上的他還忘不了讓工作人員給他找來紙張，他要繼續寫樂譜。

在莫斯科頓斯科伊修道院，熱心市民奧列格帶著記者，用了半小時找到了冼星海最初安葬的那片墓“墻”（骨灰已于20世紀80年代遷回祖國）。奧列格說，這些墓地建筑有300多年的歷史，安放的很多都是有一定名氣的人物，冼星海被安葬在這里，是蘇聯人民對這位中國音樂家的懷念和敬重。左貞觀表示，他1973年在莫斯科讀書時，曾探訪過音樂家的安息之處，其墓碑上的名字，還是從延安出發前就定下的化名“黃訓”（俄文拼寫Хуан Шун）。

……

“冼星海在蘇聯的五年，是流浪與抗爭的五年，也是創作與堅守的五年，更是苦難與閃耀并存的五年。”王有為說。

整個蘇聯時期，他始終不忘東方戰場祖國人民的浴血抗戰，除了為《黃河大合唱》重新配器和寫作總譜，還寫出了《民族解放交響曲》《中國狂想曲》等作品。他親歷偉大的衛國戰爭，正像2000多名蘇聯飛行員在華對日作戰，中國飛行員唐鐸在蘇聯空軍屢建戰功，“音樂戰線”的冼星海，也和蘇聯音樂家“并肩作戰”，以音符為武器，用音樂喚起兩國人民不屈的精神力量，發出抵抗侵略者的怒吼。

莫斯科朱可夫元帥雕像 

德軍悍然入侵蘇聯當天，冼星海就在防空警報聲中來到共產國際，“我該怎樣去寫一部作品來反抗德國法西斯？”“這部交響曲應該寫給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共產國際領導人回復道。后來，他創作出第二交響曲《神圣之戰》，致敬正把國家與人民“從‘黑色的奴役’中拯救解放出來”的蘇聯紅軍。 

在哈薩克斯坦，冼星海把目光投向當地民族音樂，他給牧民拉小提琴，還以哈薩克民族英雄為素材創作出交響樂《阿曼蓋爾德》。每逢紀念勝利的節點或一些重要外交活動，冼星海和拜卡達莫夫交往的故事，都會作為中哈兩國人民友誼的象征被銘記和懷念，兩位音樂家的女兒，還實現了跨國“認親”。 

中哈兩國音樂家也在用演出致敬冼星海，傳承共同的精神力量。8月的阿拉木圖，國立拜卡達莫夫合唱團總指揮德梅奧夫在指揮合唱團緊張排練，他曾率團訪華演出，在武漢用中文唱響《黃河大合唱》。2023年，冼星海為哈薩克斯坦創作的《阿曼蓋爾德》管弦樂版本在廣東首演。

中文版《黃河大合唱》海報

冼星海的作品，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是民族精神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精神的交響，是中國和各國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前不久，在天津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峰會，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現場，都回蕩著這一交響持續不斷的強音。

9月3日，左貞觀實現了在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用中文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夙愿，他說：“音樂會非常成功，中國與俄羅斯的樂團和合唱隊員表現出了高度的專業素養，出色地完成了對這部中國經典音樂作品的演繹。” 

（部分圖片和視頻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