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9月2日，在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走向命運與共：從抗戰精神到全球倡議》報告發布暨研討會在北京外交學院舉辦。該報告由環球時報社與外交學院聯合發布。本期繼續為讀者帶來此次研討會的精彩內容。

戰后秩序為何能維護世界總體和平80年

馬小軍

從1945年到2025年，這80年發生了什么？回看這將近一個世紀，今天人們之所以要去紀念80年前的事情，至少說明：第一，這80年中間沒有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二，80年間人類文明繼續高速前行，人類社會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首先，聯合國的成立，是人類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創舉。1945年，作為二戰五大戰勝國的中美蘇英法主導創立聯合國，最初有50個主權國家參與；如今，這一國際組織的會員國已增至193個，在核心治理架構中，五大戰勝國仍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份發揮關鍵作用。不同的是，五大常任理事國均已成為核大國。1945年時，全球僅美國擁有核武器。80年過去，五大國相繼掌握核力量，并始終主導著國際秩序的構建、完善與演進進程。

直至今日，聯合國依舊是人類歷史上迄今最具代表性、普遍性與權威性的國際機制，為現代國際法治奠定了堅實基石。同時，以聯合國為核心，全球已形成龐大的政府間國際組織與國際制度體系，覆蓋范圍幾乎囊括人類文明所涉及的所有領域。

需要明確的是，中國既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戰后80年國際秩序的重要奠基者。這一歷史定位必須得到充分確立：中國的歷史具有延續性，不能因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時間節點，就割裂或否定中國在聯合國創立及國際秩序構建中的創始地位與奠基作用。

其次，80年來世界總體和平局面的維系與長期延續，鑄就了當代國際秩序最穩定的基石。盡管自1945年以來，局部沖突與地區戰亂從未間斷，但沒有爆發“三戰”，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間也未發生直接軍事對抗。即便是俄烏沖突，各方至今也恪守著核大國間不直接交戰的戰略禁忌。這一禁忌的形成，源于20世紀50年代五大國逐步掌握核力量、世界邁入核時代后，通過一系列大國間條約所確立的行為準則。

得益于此，世界長達80年的總體和平環境得以存續。從結果看，中國無疑是這一和平環境的受益者——當年鄧小平同志作出“世界大戰打不起來”的判斷，為改革開放戰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據。我國近半個世紀的改革開放事業，也在這一穩定環境下得以順利推進。而如今，已發展壯大的中國，正成為當前世界和平持續發展的最大確定性力量，并以堅定的決心維護這一總體和平局面。

再次，全球經濟實現了顯著發展，推動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全面構建。1950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約為5.34萬億美元，2024年已增至111.3萬億美元；1950年全球人均GDP約為250美元，預計2025年全球人均GDP將超過1萬美元。人口上，從1945年到2024年年底，全球人口數量已經從24億增長至80.9億，全球人均預期壽命也從46歲提升到了73歲。經濟規模的跨越式增長反映出世界經濟形成了高效的運行體系；全球人口規模擴大及人均預期壽命提升，也證明了經濟發展的民生福祉外溢效應。

最后，科學技術取得了重大飛躍，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文明的面貌與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與1945年時相比，當今世界人類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均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切超越了民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的隔閡，是整個人類文明的重大進步。一波又一波的科學技術浪潮在各個歷史節點上成為了抑制戰爭的力量，科學技術已然成為維護和平的重要因素。

中國始終強調，現行國際秩序雖不完美，但中國從未打算另起爐灶。作為世界和平的受益者，中國更是全球和平的堅定維護者。如今的中國，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參與其中，推動國際秩序不斷完善。（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三特點塑造戰后秩序中的“美國樣式”

朱 鋒

客觀來說，美國在二戰的戰后秩序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國從參戰前的孤立主義轉變為戰后的全面國際介入主義，二是美國在構建戰后國際秩序中形成了“美國樣式”。

首先是從孤立主義到全面國際介入主義。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美國把自身體制機制、核心概念中的不少元素帶到了國際社會，并成為國際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二戰后美國崛起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它的體制機制的積累和美國作為世界創新經濟體，對加強國際秩序的建設和發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果具體觀察美國如何參與構建戰后國際秩序，可以發現主要有三個特點：其一是選擇性介入。像馬歇爾計劃以及后來美蘇冷戰的爆發，都是美國從維護自身超級大國的利益和地位出發，制定出很多具有很強“美國主義”特色的規則。其二是鮮明的美國中心主義。美蘇從戰時的盟友，迅速演變成戰后的分裂和陣營對抗，其背后，比較典型的是被譽為“冷戰總設計師”的喬治·凱南對蘇聯的定義與遏制戰略。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在戰后秩序重塑中以自身利益為中心的鮮明特色。其三是美國依托超強的金融、經濟與科技實力，使戰后國際秩序與美國體制深度綁定。戰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通過“黃金與美元掛鉤” 的核心設計，使美國在金融和經濟領域構建起以自身為中心的運行機制，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確保其核心利益得到制度化保障。

經歷了戰后80年，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憑借選擇性介入、美國利益中心主義和美國霸權主義塑造的這個國際秩序和治理機制，正在出現前所未有的危機和問題。例如，美國國內政治環境下治國理念的左右搖擺，在不斷極化中，美國極右翼少數白人的極端治理思想走到了臺前。其結果之一便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給國際治理和國際規則帶來了黑白顛倒式的退步，更重要的是給世界和平合作和共同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其次，美國在構建戰后國際秩序中形成的“美國樣式”，也使得美國利益中心主義的一面更加極端化。例如，今日“臺獨”勢力之所以頻頻“倚美謀獨”，是因為與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時相比，今天的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美國炒作臺灣問題背后的大國政治要素，非常明確地體現了美國在全球治理或者國際秩序設計中這種丑陋的美國利益中心主義。

在我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不僅是要強調主權平等，更是強調對人性的尊重。聯合國戰后的國際秩序三大原則，是和平、合作和人權，而人權就是基于對人性跨越文化、種族、民族、發展階段的共同尊重和經驗。所以《聯合國憲章》所確立的人權宗旨，其核心在全球治理倡議中再度得到了生動和深刻的體現。其目標不是停留在各國主權平等的層面，而是最終要超越所有的文化、發展階段和種族膚色，實現人性至上。這恰恰是《聯合國憲章》原則在二戰后對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貢獻。

如何完善戰后國際秩序的制度保障，邁向未來？首先，中國要繼續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我們要為世界的國際治理與和平發展更多、更好地注入中國聲音、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其次，就是要進一步強化推進國際合作，在文明互鑒、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讓國際治理和國際秩序能夠共同造福于世界更多國家人民的發展和利益需要。最后，包括九三閱兵以及最近一系列紀念活動在內，我們銘記歷史的最重要價值，是要共同面向未來。中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的深切回望與崇高敬意，不僅是為了進一步弘揚中華民族堅韌不屈的民族精神、凝聚厚重的民族意識，更是為了通過踐行持久合作、推動世界和平發展，持續為人類共同事業注入堅實的中國力量。（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教授）

重振聯合國初心使命，80周年是重要機遇

李海東

80年前，聯合國成立的初心是避免戰爭；80年來，在世界維持了總體安全的背景下，聯合國曾有至少兩次以聯合國為中心構建和平秩序、成為世界和平走向引領者的重大機遇，卻都遭遇了較大挫折。眼下第三次機遇正在開啟，我們期待它取得成功。

每當聯合國遇到類似的重大機遇，都與支撐聯合國機制有效運作的兩個核心指導原則是否真正有效落實有關。這兩個原則，一個是大國合作，一個是集體安全，也就是現在普遍所說的安全不可分割原則。前者旨在確保戰后秩序本身不會因大國之間出現沖突而陷入分裂；后者試圖保證戰后秩序避免回歸聯盟政治，而出現相互對立的國家集團。這兩個原則在聯合國體系內的被采納，可以說是人類汲取一戰、二戰爆發的悲劇教訓，努力構建持久和平的積極嘗試。然而歷史與實踐已經表明，想讓這兩個原則真正落地，實在是困難重重。

以聯合國為中心構建和平秩序的第一次重大機遇，出現在自聯合國1945年10月成立起的隨后數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重組了舊秩序以后，國際社會期待聯合國能夠快速確立起以其主導的國際秩序與和平格局。但很快人們就發現，確保聯合國發揮保持世界和平使命的兩個重要原則，在面臨大國爭端時是如此脆弱：美蘇滑向冷戰，大國合作共識破裂；1949年北約成立，集體安全原則被拋棄。原本在國際社會期待中，以聯合國成立帶來嶄新國際關系格局，是人類邁向未來的關鍵制度保障之一。但殘酷的現實是，聯合國在較長時期內卻深受操縱聯盟政治邏輯的國家的破壞性影響，背離了聯合國創建者的初衷。

第二次重大機遇，出現在自冷戰結束起的隨后8年。美蘇對抗終結留下的巨大真空，為世界提供了一個回歸聯合國初心的難得機遇。但隨著1999年北約擴員和功能強化進程正式啟動后，聯盟政治再次構成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其惡果時至今日依然存在，并在過去三年半中，在俄烏戰場內外被揭示得淋漓盡致，也讓大國合作與集體安全原則再次遭遇挫敗。歷史一再證明，西方始終未能真正認可聯合國在國際安全及諸多廣泛議題中的戰略核心地位；而要想發揮聯合國的領導作用、支持并強化聯合國核心效能，關鍵支撐力量來自非西方國家。

紀念聯合國成立80周年，從其長遠影響的歷史維度審視，正是聯合國重振維護世界和平的初心使命的又一次重要機遇。盡管自身發展歷經波折，但聯合國始終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彰顯國際影響的核心平臺。當前西方世界陷入分裂與衰退，全球南方迎來群體性崛起，廣大發展中國家也真正成為具備足夠實力、能切實維護聯合國權威地位及運作原則的最堅定支柱。

不同于西方彌漫的聯盟政治理念，在這一新階段，強化聯合國力量與理念的核心動力，主要來自以中國和上海合作組織為代表的全球南方國家。“上海精神”“上合力量”“上合擔當”的種種理念和行動，是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總目標的組成部分，也是其深刻持久影響的鮮明體現之一，為真正確立和鞏固聯合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強大的思想和力量基礎。值此二戰勝利和聯合國成立80周年之際，應該成為人類埋葬分裂對抗、回歸大國合作和集體安全原則的新起點，更是為了確保聯合國真正成為維護世界持久和平的核心主導制度而努力的關鍵新起點。（作者是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