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不僅是當今歐洲頭號經濟強國，也是“福利國家”的發源地——世界上第一個以立法形式實施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近日，德國總理默茨公開表示，德國的經濟能力已無法持續負擔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

德國經濟曾長期在歐盟內是“一枝獨秀”。憑借深厚的制造業基礎與穩健的財政稅收體系，德國不僅是歐洲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量，也是歐洲高福利制度運行的模范樣本。然而，在內外多重沖擊的疊加影響下，近年來，德國經濟增長失速，至今仍未恢復元氣：2023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下降0.3%，是全球發達經濟體中唯一衰退的國家。2024年，德國GDP再度萎縮0.2%，自2003年以來首次連續兩年出現負增長。

一邊是“錢袋子”愈發干癟，另一邊是福利賬單年年加厚。2022年，德國社會福利支出總額占GDP的28.8%，2023年增長為30.2%。在經濟持續下行背景下，2024年，德國社會福利比率再創新高，達到31.2%，福利支出總額高達1.3454萬億歐元，相當于德國三個聯邦州年度預算總和。

德國社會保障體系面臨嚴峻財務挑戰。以法定醫療保險為例，2024年，德國醫療保險儲備降至3.6億歐元，僅夠0.1個月支出，遠低于法定要求的0.2個月緩沖期。但德國老齡化趨勢日趨嚴峻：2024年，德國65歲以上老人占比達23.2%；據預測，2030年這一比例將升至26.39%；到2050年，每3位德國人中，就至少有1位是65歲及以上老人。德國醫療保險評估小組預測，到2025年底，醫療保險支出將攀升至3410億歐元，但收入僅為2950億歐元，赤字已難以避免。

德國福利制度全靠經濟“硬實力”托舉。德國總理默茨今年5月喊著“讓德國重回巔峰”口號上臺，但改革并非易事。為喚醒德國這個疲憊不堪的“經濟巨人”，默茨上任伊始就設立“5000億歐元投資基金”，以促進投資、刺激經濟增長。而這劑“強心針”效果尚未顯現，卻使政府福利支出更捉襟見肘。同時，高社保繳費標準也間接推高了企業用工成本。在全球化競爭賽道上，這無異于給德國企業“綁上沙袋”，削弱了產業競爭力，拖累德國經濟復蘇步伐。

但德國民眾早已習慣了“福利托底”的生活，對養老、醫療、失業補貼等福利改革高度敏感。德國政府由總理默茨所在的聯盟黨和執政伙伴社民黨共同組成。兩黨雖然就改革的必要性達成共識，但從自身選民利益出發，主張不同的改革路徑。默茨暗示將削減養老、護理或醫療領域的開支。社民黨卻更希望通過征收“富人稅”填補福利金缺口，表示如果福利改革僅僅是削減勞動者福利，那么“社民黨會寸步不讓”。德國想要調整福利政策既難過民意關，政府內部協調也將遭遇重重困難。

從德國到歐洲，高福利體系陷入集體危機。德國的福利困境并非孤例，而是整個歐洲福利國家的縮影。從英倫三島到地中海沿岸，從伊比利亞半島到北歐諸國，曾經被視為社會進步標志的高福利制度都在經濟增長放緩、人口老齡化和全球化沖擊下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

相較于部分歐洲國家，德國福利體系的“韌性”已算較強。南歐多國的福利壓力早已浮出水面。希臘、葡萄牙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就因債務危機被迫縮減福利。但到2024年，兩國公債占GDP比例仍高達190.2%和123.1%，財政“回血”之路道阻且長。2024年，意大利新生兒僅34萬，老齡化加劇導致養老金、醫保等福利支出水漲船高，公債占GDP比例高達142.4%，福利體系前景堪憂。法國也面臨同樣的棘手難題：養老金赤字每年增長近130億歐元，社保基金收支缺口越來越大，2024年，公債占GDP比例達120%，財政對福利的支撐已難以為繼。

為破解困局，歐洲多國開始行動：英國政府強調“不能讓福利拖累經濟”，一邊收緊福利資格審核，一邊將福利與就業支持掛鉤，聚焦福利制度的“可持續性”和“公平性”；瑞典、丹麥近年悄悄提高法定退休年齡，收緊失業救濟的申領條件，以應對福利支出壓力；芬蘭則調整養老金計算邏輯、完善醫療費用分擔規則，著力在福利保障與經濟承載力間尋找新的平衡點。

總體看，當前歐洲福利體系的調整需求，本質是歐洲經濟結構、人口結構與社會需求變化的集中反映。如何讓福利制度既“能托底” 也“可持續”，將成為歐洲多國亟需回答的重要考題。（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研究員劉晨）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