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關于辦理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對幫信等犯罪的司法適用提出更為明確具體的定罪量刑標準和政策指引規則。

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簡稱“幫信罪”）是2015年11月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增設的罪名。近年來，盡管在嚴厲打擊之下幫信犯罪形勢有所好轉，但當前涉“兩卡”（電話卡、銀行卡）犯罪案件數量仍處高位，幫信犯罪職業化、跨境化特征明顯，并且幫信犯罪的被告人呈現低齡化、低學歷、低收入、初犯比例高的“三低一高”特點。缺少信息鑒別能力的未成年人、學生群體，更容易被誘導成為幫信犯罪的幫兇。近日，媒體報道了一個典型案例：高考中取得670分高分、填報浙江大學的陳某，受到“高薪兼職”誘惑，在犯罪分子的遠程操控下，頻繁通過銀行卡轉移贓款。短時間內，經他手流轉的資金高達87萬元。原本有機會進入名校的他，還沒等來錄取通知書，卻先進了看守所。

幫信犯罪的危害不僅體現在法律層面，更對金融安全和社會經濟秩序構成嚴重威脅。涉“兩卡”犯罪為電信詐騙、洗錢等違法行為提供了資金流轉渠道，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其次，大量非法交易導致銀行和支付機構的監管成本大幅上升，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此外，幫信犯罪的跨境化特征使得資金追蹤和追贓難度加大，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可控性。

在此前的司法實踐中，存在法律適用和政策把握不統一等問題。本次相關量刑標準和政策規則的明確，能夠起到以下兩個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明確的規則可以減少法律適用的不確定性，避免因司法尺度不一導致的“同案不同判”現象，從而增強公眾對法律體系的信任。另一方面，對犯罪行為的精準打擊能夠形成有效震懾，減少潛在犯罪者的投機心理。這在經濟學中被稱為“邊際威懾”，即通過提高犯罪成本來抑制犯罪行為的發生。

此次量刑標準和政策指引規則的明確，為打擊幫信犯罪開宗明義，為未來相關司法實踐提供重要指導。對于金融行業和科技企業而言，這意味著需要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銀行和支付機構應加強對“兩卡”交易的監控，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識別異常交易；電信運營商則需嚴格實名制管理，防止電話卡被用于犯罪活動；科技企業，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深度合成技術的開發者，更需警惕技術被濫用的風險。未來，企業需在技術研發中嵌入倫理審查機制，確保技術應用的合法性和合規性。除此以外，還可以從加強司法國際合作，推動完善技術防控體系，強化公眾教育減少信息不對稱等方面進一步打擊此類犯罪行為。

此次意見標志著我國在打擊幫信犯罪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明確的司法標準、寬嚴相濟的政策導向以及行業聯動治理，將有效降低社會成本，提升經濟運行的效率與安全。未來，隨著司法體系的完善、技術的進步和國際合作的深化，幫信犯罪的生存空間將進一步被壓縮，一個更加清朗的網絡環境和更加穩健的金融環境值得期待。（作者系工信部信息通信經濟專家委員會委員盤和林）

編審：唐華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