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的育兒補貼方案正式公布，明確為家有不滿3周歲的嬰幼兒家庭每年發放3600元現金補貼。當前，我國正面臨生育率持續走低、人口結構深度調整的嚴峻挑戰，這一政策的出臺無疑釋放出積極的生育支持信號。作為直接的現金轉移支付形式，它意味著國家層面的生育支持政策已精準落地，開始為微觀家庭提供實實在在的經濟托舉。

生育從來不是單一家庭的私事，而是關乎國家長遠發展的“國之大者”。千家萬戶的生育選擇，共同勾勒出一個國家的人口走向——生育率的高低，直接牽動著宏觀經濟波動、社會結構穩定乃至國防實力的根基。然而，對普通家庭而言，生育決策往往系于眼前具體的經濟考量。政府以財政補貼為杠桿激勵生育，既是在微調微觀家庭的成本收益，更是為實現國家宏觀人口戰略目標鋪路搭橋。

政府通過財政支出分擔家庭養育成本，對于重塑社會生育觀念、營造鼓勵生育的政策氛圍，具有不可忽視的引導作用。結合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提的“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來看，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政策支持體系正在逐漸成型。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在切實降低養育機會成本、重塑社會分工、加強政策保障、引導社會觀念變革等方面持續發力。

大力發展普惠性托育服務，降低家庭養育幼兒的成本。0—3歲的托育服務是當前育兒支持體系中較為薄弱的環節。由于托育費用高昂和普惠性托位供給不足，新生兒母親在生育后往往面臨高質量育兒和職業發展的兩難抉擇。這可能會導致家庭收入損失和女性個人職業發展受阻，是個體家庭生育決策中最重要的機會成本。政府應將發展普惠性托育服務作為生育支持體系的配套措施。通過政府直接投資、補貼用人單位或社區、購買服務等多種形式，系統建設質量有保障、價格可負擔的托育機構。只有當托育服務社會化成為一種社會常態，女性才能從繁重的育兒負擔中解脫出來，平衡家庭與工作之間的矛盾，其生育意愿才可能得到實質性提升。

進一步完善育兒假制度，強化父親的共同育兒責任。傳統觀念普遍認為育兒是母親的天職。當育兒成本（尤其是時間成本）完全由女性承擔時，夫妻在生育問題上更容易產生分歧，從而導致生育率降低。設立獨立的、不可轉讓的“父親育兒假”，或對父親提供有吸引力的休假津貼，鼓勵父親為育兒投入更多時間和精力，不僅能減輕母親的負擔，更有助于從家庭內部打破傳統的性別分工。當養育孩子成為父母雙方共同的、不可推卸的責任時，整個社會的生育文化和職場環境才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

推動根除職場性別歧視，保障女性生育權利。對于職業女性而言，因生育帶來的職業生涯中斷、降薪或失業風險是生育意愿偏低的重要原因。盡管法律明文禁止性別歧視，但針對孕產女性的“隱性歧視”屢見不鮮。因此，政府必須加強勞動監察執法，對涉嫌孕產歧視的企業實行“零容忍”，并建立高效、低成本的維權渠道。同時，探索對雇傭育齡女性較多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或補貼，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轉化為經濟激勵，從源頭上改變“不愿招、不敢用”女員工的困局。

引導社會觀念變革，為育兒“內卷”降溫。生育友好型社會的構建，既需要制度層面的支撐，亦離不開文化層面的滋養。當下，高度競爭的社會環境催生了愈演愈烈的“育兒內卷”——從早教班到學區房，家長們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和經濟雙重壓力，這無形中推高了生育的隱性門檻。政府與社會各界應協同發力，倡導理性、多元的育兒觀和成才觀，推動教育評價體系向科學方向改革，為孩子成長“減負”。一個輕松包容的社會生態，本身就是對生育意愿最有力的提振。

歸根結底，真正的生育友好型社會，是一項系統性生態工程。它需要普惠托育服務為家庭養育“托底護航”，需要父親深度參與的育兒假來重塑家庭分工，需要強有力的法律來捍衛女性的職場權益，更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驅散育兒道路上的“內卷”陰霾。唯有如此，生育友好才能從政策愿景轉化為社會現實。（作者系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教授陳建偉）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