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日前通過的“2026年國防授權法案”中，將邀請臺灣海上軍事力量參加環太軍演的表述從“建議”更改為“強烈建議”。這一變動讓不少島內綠媒再度興奮并紛紛進行炒作，將之看作美國的又一次“挺臺”表態，甚至是“安全承諾”。與此同時，美國《外交政策》雜志題為“美國不可信”的分析文章在網絡流傳甚廣，文章稱五角大樓局勢和政策的搖擺不定正讓美國的盟友陷入被拋棄的困境。對于一些妄圖依靠美國軍事力量攫取政治私利乃至挑動沖突的勢力，“美國是否可信”成為一柄高懸頭上的劍，時刻刺激著他們敏感的神經。

從歷史上看，美國經常是“不情愿”的盟友，是一個在戰略上經常需要盟友拉著走、對手推著走的泥足巨人。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都遲遲未加入戰爭，這讓人質疑其在沒有直接威脅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對集體安全的承諾。冷戰期間，美國雖然是西方陣營的核心，但卻是在英國的拉動以及蘇聯的推動之下才確立的遏制戰略。1946年，英國首相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公眾和政治輿論的反蘇情緒。蘇聯介入希臘與土耳其的危機，并對黑海海峽提出要求，推動美國在對抗蘇聯方面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這表明，美國在冷戰初期的領導動作是對外界壓力的回應，而非自發的承諾。

二戰后的歷史軌跡清晰勾勒出美國背棄盟友的典型模式。在越南戰場上，當軍事僵局難以突破時，美軍選擇大規模撤離，直接導致西貢政權迅速瓦解。這一模式在21世紀的阿富汗戰場上再度重演：經過20年軍事介入，美國于2021年完成撤軍行動后，喀布爾政府在塔利班武裝面前土崩瓦解，標志著美國全球戰略的又一次重大轉折。這些歷史片段共同勾勒出一個事實，當“美國介入”的戰略收益遞減或國內壓力增加時，華盛頓的決策是非常清楚的。

美國拋棄盟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植于戰略、政治和國內因素的綜合考慮。首先，美國的外交決策始終圍繞著國家利益的核心軸旋轉，其衡量標準往往簡化為可量化的經濟收益、軍事優勢或地緣政治收益。當美國的所謂軍事承諾不再服務于這些利益時，或維持它的成本超過收益時，脫離或拋棄就成為高度可能的選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政策取向在美國政治精英階層中形成了跨黨派共識，在結束“永遠戰爭”問題上，美國兩黨罕見達成共識。

其次，美國頻繁的選舉和更迭的政府，導致它的不少外交政策發生劇變。今年初，時任總統拜登還在反復強調支持烏克蘭的道德義務和戰略需要。特朗普總統上臺以后，已經開始從這場沖突中抽身，并積極接觸俄羅斯，試圖將之從拜登政府時期的對手定位轉化為可以爭取的伙伴。

美國拋棄烏克蘭的言論有幾個主要來源。有些美國人產生了戰爭疲憊感，質疑支持一場遙遠沖突對于美國的長期成本和必要性。一些美國政客放大孤立主義傾向，主張減少美國在外國戰爭中的參與，以集中力量應對更加重要的威脅。美國與其他大國的戰略競爭關系，導致一些美國政要認為美國資源應重新分配到“印太地區”。從烏克蘭的角度來說，美國是否值得信任似乎是一個關乎存亡的問題。一方面，美國的軍事援助對于烏克蘭來說不可或缺，包括提供“海馬斯”、“愛國者”導彈系統等先進武器，以及維持烏克蘭政府運轉的經濟援助。另一方面，烏克蘭也清楚地意識到，當政治或戰略環境發生變化時，美國有撤回支持的歷史記錄和現實動機。事實上，烏克蘭已經在不斷尋求盟友體系的多元化，從經濟運行到軍事裝備，烏克蘭的本土化比例和歐洲成分都在不斷提升。

在當今世界，寄希望于虛無縹緲的所謂“介入承諾”和盟友關系，甚至以此鋌而走險，無疑是一種高度近視。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既有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營中作出相當貢獻并取得勝利的高光時刻，也有從越南和阿富汗戰場難堪的撤退。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總有相似的規律。那些曾被視為“民主燈塔”的承諾和被渲染為“堅如磐石”的保障，都可能在現實政治利益的算盤上被重新稱量。（作者是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