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18日，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尼斯將率團踏上第二任期內的首次訪華之旅。此次澳方訪華陣容堪稱“豪華”，橫跨政商各界，足跡將覆蓋北京、上海、成都三地，周期長達6天。在行前發表的聲明中，阿爾巴尼斯肯定了澳中之間強勁的經貿紐帶，贊其惠及兩國人民和企業，并表示澳大利亞將繼續努力穩定對華關系。在中澳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開啟第二個10年的重要節點，面對愈發復雜動蕩的國際經濟與安全形勢，此訪釋放了三個重要信號：

第一，在澳大利亞聯邦大選中成功連任的阿爾巴尼斯團隊，正在延續理性對華政策。2025年5月，澳大利亞舉行聯邦議會選舉，阿爾巴尼斯領導工黨大勝對手聯盟黨，實現連任。在競選表態中，阿爾巴尼斯團隊明確將穩定對華關系視為第一任期的重要外交成績。“穩定”之所以能成為成績，主要由于前幾任澳大利亞政府的“不理性行為”對兩國關系造成嚴重破壞。中澳在建交后的半個多世紀里，雙邊關系長期平穩發展，一度樹立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交流互動的典范。但在2017年后的澳大利亞聯盟黨執政周期中，澳方鷹派系列對華政策對中澳關系造成極大沖擊。

阿爾巴尼斯上臺后，奉行更為理性務實的政策，及時阻止澳中關系滑向更不可逆的深淵。澳方提出“能合作處合作，有分歧時直言，基于國家利益開展接觸”的對華關系原則，與中方相向而行，促成雙邊關系重回正軌和兩國各層級、各界對話有序恢復。2023年，阿爾巴尼斯頂住內外壓力，重啟中斷七年的澳大利亞總理訪華之行，并在第一任期三年中，同習近平主席成功舉行三次會晤，與李強總理實現互訪。

如果說阿爾巴尼斯政府第一任期的主要任務是阻止澳中關系繼續惡化，其第二任期便應謀求擴大“穩定”的勝利果實。

大選后前三個月是觀察其新任期外交政策走向的重要階段。迅速成行的訪華之旅足以體現澳方對進一步發展對華關系的重視和期待，表明中澳關系已進入一條可預測、可持續的復蘇軌道。

第二，坐擁更大權勢的工黨，或許將探索澳大利亞戰略自主的可能性。在2025年大選中，阿爾巴尼斯領導工黨創造了澳大利亞大選歷史上的多項紀錄。工黨拿下150個聯邦議會席位中的94席，以62.7%的席位數取得該黨八十多年來的最大勝利，更開了二戰以后澳大利亞執政黨首次在完成第一任期后擴大席位優勢的先河。工黨重創了僅取得43個席位的老對手聯盟黨，對其他黨派和獨立候選人的優勢也進一步擴大，成為目前澳大利亞政壇上具有壓倒性優勢的第一大黨。未來，其在施政過程中將面臨更小的內部阻力。

回顧歷史上澳大利亞的數次重大戰略調整，工黨往往扮演重要角色。80多年前，澳大利亞時任總理柯廷領導澳大利亞投身二戰反法西斯同盟；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時任總理惠特拉姆決定同中國建交；90年代，澳大利亞時任總理基廷嘗試推動澳大利亞擁抱即將到來的“亞太世紀”等。

當前，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政策正對澳大利亞國家利益造成不容忽視的損害。澳大利亞在戰略層面謀求自主空間的呼聲正日益高漲。二戰以來，澳大利亞一直將澳美同盟視為本國外交和防務政策的基石，并在美國“印太戰略”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單邊主義政策深度沖擊了美國的全球盟伴體系。澳大利亞也在美國“關稅大棒”的“掃蕩”下深受其害。澳美之間的分歧還體現在安全領域。美國對“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的突然審查打亂了澳方防務計劃，而且美國在防務開支、關鍵礦產、國際規則及秩序等領域對澳方持續施加壓力。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特朗普與阿爾巴尼斯在七國集團峰會、北約領導人峰會等場合均未實現雙邊互動。一直“對不上”的日程似乎暗示澳美之間的戰略嫌隙正在加深。

隨著特朗普政府的上臺，澳大利亞戰略界已經出現反思的聲音。在工黨強有力領導下，澳大利亞可能會在未來謀求更多戰略轉圜空間。

第三，作為中等強國的澳大利亞，正在擴大務實外交的收益和影響力。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不僅在美國全面對華競爭的戰略背景下覓得一定的對華互動空間，也在嘗試不以“麥克風外交”開道、不明確選邊站隊的戰略選擇。以中澳經貿關系為例，中澳貿易額占澳大利亞貿易總額的近三分之一，澳大利亞25%的出口流向中國。澳大利亞政府多次強調加強對華貿易合作，期待為本國經濟和就業創造更多福祉。這顯然是不盲從“去風險化”思維的正確選擇。

中澳在相向而行之際，也須警惕不和諧的雜音。不久前，澳大利亞政府和大選中的兩黨候選人再次圍繞中國企業合法租賃澳大利亞達爾文港一事做文章。如果澳大利亞政府執意推進達爾文港“回購”，恐將損害澳方的契約精神和信譽，給中國資本和中國企業進入澳大利亞帶來不利影響。若澳方要將“務實外交”貫徹到底，就必須為“泛安全化”筑好圍欄，讓對華合作真正惠及澳大利亞民眾。（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林鐸）

編審：高霈寧 蔣新宇 張艷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