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鷺 中國人民大學智慧治理學院副院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數字化浪潮進入新時期，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發展，深度嵌入人類社會的各個層面，重塑著經濟社會的運行邏輯。于此進程中，如何推動技術創新與治理體系的良性互動，成為關乎人類未來發展走向的重要命題。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人工智能發展和監管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面對新一代人工智能技術快速演進的新形勢，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堅持自立自強，突出應用導向，推動我國人工智能朝著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發展。這要求我們要將技術突破與治理創新視為有機整體，在動態調適過程中，構建起相互促進、協同共生的發展模式，形成以人民為中心、安全為底線、創新為動力的價值導向，實現人工智能與智慧治理的雙向賦能。

技術創新本質上是一種生產力的變革，而人工智能對治理的賦能則是新質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重塑過程。傳統治理模式受限于信息不對稱與有限理性，存在資源配置效率低下、決策滯后等問題。例如，在信息獲取和共享方面，部門之間由于數據相互孤立，形成“數據孤島”，導致信息成本居高不下；在決策過程中，過度依賴經驗判斷，缺乏對復雜系統的精準把握，使得決策失誤的風險增加。這些因素共同制約了治理效能的提升，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浪費。

人工智能的介入打破了這種困境。其強大的數據處理和分析能力，能夠實現跨域數據的深度融合與挖掘。通過對海量數據的整合與分析，決策者可以獲取更全面、準確的信息，降低信息成本，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精準性。以城市交通治理為例，人工智能系統能夠實時收集道路路況、車輛流量、出行需求等多源數據，運用智能算法進行分析預測，從而優化交通信號設置、規劃合理線路。這不僅提高了交通效率，減少了居民的通勤時間成本，還能降低能源消耗，從宏觀層面促進城市經濟的高效運轉。智慧治理從局部研判到全局洞察的改進，體現了人工智能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的巨大優勢，使得治理從傳統的“粗放式”向“精細化”轉變，提高了社會運轉效率和經濟效益。

同時，人工智能推動了治理單元的重組，打破了科層制的剛性邊界。在傳統的科層制管理模式下，各部門職能分割，溝通協調成本過高，信息傳遞存在延遲和失真。而人工智能驅動的跨部門協作，借助算法穿透行政壁壘，實現了信息的快速流通和共享，降低了組織內部的交易成本。例如，在應對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時，醫療、疾控、交通、物資保障等多部門可以通過人工智能搭建的協同平臺，實時共享數據、協同決策，提高應急響應速度和資源調配效率。智慧治理的協同性不僅提升了治理效率，還通過優化組織架構，促進了資源的合理分配，釋放了新的經濟增長潛力。

治理對技術的反哺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制度創新是技術發展的重要保障，合理的制度安排能夠降低技術創新的風險，提高創新的收益預期，從而激勵企業和科研機構加大研發投入。以我國推行的算法備案制度、內容安全評估機制等為例，表面上看對技術發展進行了一定限制，但實際上是通過規范市場秩序，降低了技術應用的不確定性。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領域，監管要求企業在模型訓練階段融入價值觀對齊技術，雖然增加了企業的研發成本，但從長遠來看，有助于提高技術的社會認可度和市場接受度，減少因技術濫用而引發的社會風險，進而保障了技術創新的可持續性。

治理場景的復雜性也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廣闊的市場需求。基層治理中的矛盾糾紛涉及法律、道德、情感等多個維度，這種多模態特性促使人工智能從通用模型向領域專用模型進化。與此同時，治理場景的需求側推動了技術創新的供給側變革。企業為滿足特定治理場景的需求，不斷加大研發投入，開發出融合知識圖譜、情感計算與博弈論等前沿技術的解決方案。這不僅推動了技術的迭代升級，還催生出新的產業業態和經濟增長點，開拓了智慧治理產業化的新前景，形成了技術創新與市場需求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制度創新在人工智能與智慧治理雙向賦能中起著關鍵的樞紐作用。在數據要素流通方面，“數據可用不可見”的隱私計算技術、聯邦學習技術等創新機制，既保障了數據的安全性和隱私性，又實現了數據的合理利用，解決了數據經濟中“數據孤島”與數據隱私保護之間的矛盾。這一創新機制降低了數據交易的信任成本，提高了數據要素市場的流動性，促進了數據資源的優化配置。從宏觀層面看，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其高效流通和利用能夠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監管沙盒”機制則是制度創新在平衡創新與風險方面的典型范例。這種監管模式為新興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可控的試驗環境。例如，通過在“沙盒”內對自動駕駛、醫療診斷等高風險應用進行測試，監管部門能夠實時監測技術的運行情況，收集數據并建立動態風險模型。既避免了因過度監管而抑制創新活力，又能及時發現和防范系統性風險。在人工智能創新應用領域，“監管沙盒”機制在短期內可能需要投入一定的監管資源，但從長期來看，它降低了創新失敗的社會成本，提高了人工智能技術創新的成功率，促進了新興產業的健康發展。

深化人工智能與智慧治理的雙向賦能，必須深刻理解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辯證統一關系。技術自主可控是國家治理主權的重要支撐，突破高端芯片、基礎軟件等“卡脖子”技術，不僅關乎產業安全，更是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的戰略選擇。更為重要的是，掌握核心技術能夠提高產業的附加值，增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避免在全球產業鏈中處于低端位置。例如，人工智能領域國產異構計算芯片的研發和應用，為智慧政務系統提供了硬件級安全防護，同時也推動了國內芯片產業的發展，帶動了相關上下游產業的協同創新，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技術應用必須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為目標，這應當體現在智慧治理的各個場景中。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利用人工智能優化公共交通資源配置，提高通勤效率，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不僅體現了技術的人文關懷，也促進了社會公平與效率的平衡。進一步地，公平的資源分配能夠提高社會整體的消費能力，促進經濟的均衡發展；同時，良好的社會公平環境也有助于激發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為經濟增長提供持續動力。

站在數字文明的時代節點，中國在人工智能與智慧治理雙向賦能方面的實踐探索，為全球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借鑒。展望未來，隨著大模型向多模態、具身化方向的持續進化，人工智能與智慧治理雙向賦能的深度和廣度將不斷拓展。我們必須堅持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在保障安全和公平的前提下，充分釋放人工智能的技術紅利，讓其成為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革命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