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丹 楊智童

提要：杰弗里·薩克斯 (Jeffrey D. Sachs) 教授就《全球發展報告2025》與《中國發展報告2025》的核心議題指出：全球發展的核心障礙并非技術能力不足，而在于國際社會缺乏集體行動的政治意愿與制度通道。他高度肯定中國在綠色技術、數字經濟和長期規劃方面的實踐，認為中國有能力幫助發展中經濟體實現轉型，尤其呼吁中國與非洲合作開發可再生能源。在制度層面，他批評美國持續發動戰爭和奉行零和思維，視其為典型的“負和博弈”，而中國模式則提供了國家層面的制度范例。關于人工智能，他強調技術走向取決于公共政策選擇，而非算力本身。

當前，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已進入最后沖刺的關鍵五年。然而，正如《全球發展報告2025》所揭示的，可持續發展整體進展不盡如人意，地緣政治沖突延宕升級，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不斷上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累積交織。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如何推動全球發展重回正軌，成為國際社會亟待回答的核心命題。《中國發展報告2025》系統記錄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新實踐，其中關于新質生產力、綠色轉型、數字化進程的論述，引發了國際學界的廣泛關注。圍繞兩個報告的核心關切，本刊專訪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任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D. Sachs）。他結合自身數十年來在全球發展領域的研究與政策實踐，深入闡述了對可持續發展議程、中國創新實踐、國際合作重構以及人工智能治理等重大議題的看法。

一、全球發展突破口：技術已備，缺的是合作與政治意愿

中國經濟報告：《全球發展報告2025》關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整體進展。您在2025年公開對談“The Sachs Doctrine: Re-imagining Growth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中，也討論了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您認為未來幾年，推動全球發展重回正軌的最關鍵突破口是什么？

杰弗里·薩克斯：好消息是，我們已經擁有了很好的技術。中國開發出大量低成本、綠色、數字化的技術，這些技術確實能夠加快可持續發展進程。問題主要在于現實層面：全球合作、良好的投資計劃、對貧困國家的融資支持，以及推動可持續發展真正落地的意愿。雖然美國已經不再愿意為此做出嘗試，但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還是愿意的。

《全球發展報告2025》提到，在可測量的139個可持續發展具體目標中，僅有18%已經實現或可如期實現，而48%進展較慢，18%甚至倒退至2015年基線以下。全球發展融資面臨嚴峻挑戰——2024年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官方發展援助總額較上年實際下降7.1%，為連續五年增長后首次下降。與此同時，《中國發展報告2025》則提供了另一幅圖景：2024年中國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68%，新能源汽車產銷量超過1200萬輛，風電和光伏發電裝機規模提前六年完成國際承諾。這兩組數據的對比揭示了一個深層悖論：技術解決方案已經存在，甚至已然可以負擔大規模商業化的成本，但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卻未能為這些技術的進一步利用提供制度性通道。從經濟學角度看，這本質上是一個“集體行動困境”——減排與可持續發展的收益跨越國界、惠及長遠，而調整成本與短期政治代價卻落于國家、迫在眉睫。

二、中國創新與綠色轉型：從“產能過剩”誤解到全球解決方案

中國經濟報告：《中國發展報告2025》指出，中國正處在新型城鎮化、綠色轉型和數字化進程快速推進的階段，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您在2025年接受China Daily采訪時表示，中國有條件幫助整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現向人工智能、數字互聯、先進機器人和去碳能源體系的成功轉型。您如何看待中國在科技創新與綠色轉型并進方面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意義？

杰弗里·薩克斯：早在“中國制造2025”計劃啟動之初，中國就確定了一些重點發展的清潔和綠色產業，例如電動汽車、5G——現已發展到5.5G——以及可再生能源技術，包括低成本太陽能、風能、水能和第四代核電。中國在這些領域都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就。因此，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這些技術領域的低成本生產商。

此外，中國還擁有巨大的產能。外界尤其是美國稱之為“產能過剩”，但這并不屬實。我們需要中國的全部產能，來幫助建設世界所需要的實體基礎設施。以非洲為例，它需要大幅提升電氣化水平。《全球發展報告2025》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超過6億人無法獲得電力接入，占該地區總人口的60%以上。要彌合這一能源鴻溝，非洲需要前所未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浪潮。而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測算，若各國僅依靠國內生產的綠色產品，到2030年太陽能組件價格將比依靠全球化產業鏈供應鏈高出20%-25%——這正是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規律在綠色領域的現代例證。《中國發展報告2025》則顯示，202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38.7%；全球光伏發電成本在過去十年間下降了約80%，中國在其中貢獻了很大產能。

因此，我們必須充分利用中國的產能，確保其不被浪費，不出現閑置。這意味著要大規模部署中國所能提供的綠色和數字技術。這不是“過剩產能”，而是我們所需要的產能，這才是正確的看法。所謂產能過剩的指責，實際上混淆了“國內短期供需匹配”與“全球長期需求潛力”之間的本質區別。從動態角度看，全球能源轉型所需的累計投資到2050年將至少超過60萬億美元，甚至需要100多萬億美元。當前中國的清潔技術產能不僅沒有過剩，若從全球能源轉型的中長期視角來看，產能背后對應的是尚未釋放的巨大需求。全球應當建立綠色技術自由貿易區，取消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讓最具成本優勢的產能服務于全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這恰恰是《全球發展報告2025》所呼吁的“共同維護開放合作的全球貿易體系”在綠色領域的具體體現。

三、重構國際合作：停止戰爭、摒棄零和、擁抱共贏

中國經濟報告：《全球發展報告2025》指出，當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不穩定、不確定因素累積交織。您近期在公開采訪中也表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應保持開放貿易和開放融資，未來幾年仍可能實現較快增長。您認為國際社會應如何重建發展合作共識，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更穩定、更可持續的發展？

杰弗里·薩克斯：這里面有幾個問題。

第一，戰爭與和平的問題——這是最根本的基礎。戰爭狀態下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美國必須停止它發動的那些戰爭，這一點至關重要。

第二，要真正去合作。也就是說，要“盡力幫助他們”——這是最基本的理念。這也正是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和全球發展倡議中所倡導的理念，即“共贏”。

第三，需要切實可行的規劃和解決方案。中國現在已經開啟“十五五”規劃，為了形成這樣一項規劃，背后進行了大量的艱苦工作。每個國家都需要這樣一份規劃，才能系統性地展望未來、建設未來。然而，大多數國家并沒有類似的規劃。各國政府必須學會如何前瞻性地制定規劃，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本國所想要達成的目標。《全球發展報告2025》指出，全球被迫流離失所者突破1.2億人，連續第12年增長。從制度經濟學視角看，戰爭和單邊主義本質上是“負和博弈”——它不僅摧毀了當期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更破壞了長期合作的信任基礎與契約環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未卷入任何對外軍事沖突，并持續通過中長期規劃將國家發展議程穩定地向前推進。這種“規劃治理”模式，實質上是一種國家層面的承諾機制：它降低了政策不確定性，為長期投資提供了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重建全球合作，不能停留在道德呼吁層面，而需要切實的行動。比如，通過多邊機制約束武力和單邊制裁；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率先構建“議題聯盟”；推廣中國的“規劃經驗”，幫助更多國家提升基于實證和長遠視角的政策制定能力。《中國發展報告2025》中提到的以高質量發展促進高水平安全正符合這一邏輯：一個經濟體越具有創新活力、市場規模越大、產業體系越完整，其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就越強。將這一邏輯國際化，便是通過開放合作和共同發展來構建安全發展共同體。

四、人工智能的雙面性：技術中性，但公共政策決定未來

中國經濟報告：《全球發展報告2025》和《中國發展報告2025》都把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視為重要議題。您在2024年FII的一場演講中提出“The World’s Leaders Need Human Intelligence, Not A.I.”，并在另一場對談中專門討論了“Education Reform & the Future of Work”。您認為人工智能更可能成為推動發展的新引擎，還是擴大差距的新風險？關鍵取決于什么？

杰弗里·薩克斯：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因為同一種技術既可能帶來非常美好的結果，也可能釀成糟糕的后果。這完全取決于我們的公共政策選擇。如果我們認定人工智能應當服務于公共利益，讓它在醫療、教育、農業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惠及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那么它將會變得非常美好。但如果我們說“不，人工智能只是為了讓私營公司盡可能賺更多的錢”——我們并不在乎它是否服務于公共利益，加之它還可能被用于軍事用途、被納入五角大樓的合同體系之中——那么它就不會帶來好的結果。所以，這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選擇，也是一個公共政策選擇。決定結果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我們如何使用它。這更多關乎政治，而不只是技術。

技術創新本身是中性的，但技術的社會后果卻高度依賴于其嵌入的制度環境和激勵結構。

五、提供世界圖景，急需更具體行動指引

中國經濟報告：您如何評價《全球發展報告》和《中國發展報告》？您有何具體建議？

杰弗里·薩克斯：這兩份報告非常出色，因為它們涵蓋的是整個世界，它們描繪了全球的發展趨勢，向我們展示了哪些做法行之有效、哪些行不通，并且強調合作共贏。我認為，這個系列報告始終在為未來指明前進的方向。中國確實正在提供有益指引。世界不應當是零和博弈，而應當是合作共贏。兩份系列報告最核心的公共價值也在于，它們不僅是事實的記錄者，更是認知框架的提供者。《全球發展報告2025》以“攜手為全球發展注入穩定性和確定性”為主題，系統梳理了全球發展面臨的不穩定因素（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局部沖突、氣候變化加速）與仍然存在的確定因素（經濟全球化大勢、多邊主義韌性、科技革命、全球南方崛起），為各國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個基于證據的情境感知工具。《中國發展報告2025》則以“1+5+N”的結構，記錄了中國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下的實踐案例和制度創新，特別是關于新質生產力、全面綠色轉型、人工智能賦能等前沿議題的論述，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參照、可借鑒、可適配的發展路徑。

我認為，兩份系列報告的內容越具體越好，比如政府可以做什么，企業應當朝什么方向努力，我們如何才能實現既定的目標。當今世界真正需要的，就是這樣有益的、更具體的、可行的指南。

[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D. Sachs），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曾于2002年至2016年間擔任該校地球研究所所長。他同時擔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任，以及聯合國寬帶數字發展委員會委員。薩克斯教授先后擔任過三位聯合國秘書長的顧問，目前擔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任命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倡導者。他曾在哈佛大學執教二十余載，并先后在哈佛大學獲得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他著作等身，多部作品登上暢銷書榜單，最新力作是《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國例外主義》（A New Foreign Policy: Beyo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薩克斯教授曾兩度入選《時代》周刊“全球百位最具影響力領袖人物”，亦被《經濟學人》雜志評為在世最具影響力的三大經濟學家之一]

本文摘自《如何讓全球可持續發展重回正軌——專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主任杰弗里·薩克斯》，全文見《中國經濟報告》202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