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杜倩倩

受訪者簡介：

劉遵義，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主要研究經濟增長、中國經濟、東亞經濟。他于1966年建立了最早的中國計量經濟模型。他著有《天塌不下來：中美貿易戰及未來經濟關系》《The COVID-19 Epidemic in China》《Are There Laws of Innovation?》《中國經濟的過去與未來：奇跡還是泡沫？》等17部專著，并在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220多篇。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6年年會期間，中國發展出版社專訪了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Lawrence Juen-Yee Lau)。

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劉遵義。 攝影/楊智童

中國經濟基本面非常強勁，“十五五”時期或將實現5%的增長

中國發展出版社：《中國發展報告》以智庫視角解讀中國發展密碼，記錄了中國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實踐成果。您長期研究經濟增長和中國經濟，于1966年建立了第一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1979年最早預測中國經濟將實現年均8%的增長。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國經濟前景？

劉遵義：我認為中國經濟前景非常好。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來看，實際上非常強勁。中國儲蓄率一直保持高位，因此能夠為所需的投資提供資金。勞動力總量的增長速度雖然有所放緩，但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仍然非常迅速，中國仍然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從今天中國的人工智能發展熱潮來看，追溯起來，其中大多數人才正是在1999年左右或者之后進入大學的那一批年輕人——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國擴大了普通高校招生人數。

當然，我也想指出一個規律：隨著人均GDP的提高，實際GDP增速會下降。美國如此，日本如此，歐盟如此，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當前的人均GDP仍然相對較低，大約是1.4萬美元，而美國大約是8.5萬美元。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仍處在GDP增長6%的區間，而美國則可能處在GDP僅增長約3%的區間。所以，總的來說，我是相當樂觀的。

中國發展出版社：那么，具體到“十五五”時期，您怎么看中國經濟走勢？

劉遵義：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將2026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在4.5%—5%。我個人認為，中國實現5%的增長應該沒有問題。事實上，如果看未來10年，中國完全有潛力實現平均6%的增長。這意味著到2035年，中國可以順利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AI的兩個缺點：沒有判斷力，不能被完全依賴

中國發展出版社：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完善適應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促進就業創業的措施”。您認為中國應如何更好地處理人工智能發展與就業之間的關系？

劉遵義：我認為，應當對人工智能保持謹慎。從智能體或者說人工智能本身來講，在很多事情上可能確實超越人類。它閱讀得更快，記憶得更好，也能很快做出總結。

但人工智能有兩個缺點。第一，它沒有判斷力。我說的不只是倫理判斷，當然它也沒有倫理判斷；我的意思是，它事實上沒有真正的判斷力。比如你走到一個街角，是該向右轉，還是向左轉？人工智能其實并不能真正替你判斷。第二，不只是判斷力的問題，而是你不能完全依賴它。當前，很多人遇到了智能體帶來的問題。基本上，你需要對它施加約束。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會授權自己的智能體處理事情，但它確實很有助益。它可以幫助你我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原來要花三個小時做的事情，現在可能半個小時就能完成，這當然很好。

我認為，人工智能距離完全取代人的工作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它沒有判斷力，也沒有創造力。你不能要求人工智能發明出一個它從來沒有讀過的東西。所以，我認為人類仍然有空間，但是確實很多重復性工作崗位將被人工智能、自動化和機器人取代，這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將來可能會發生兩種情況。一是“基本收入”出現。也就是即使你完全不工作，仍然可以領取一筆基本津貼。這其實正是馬克思所預測的——“各取所需”。但更有可能發生另一種情況，我也希望如此，那就是“工作共享”——原本一項工作由一個人完成，今后可以由兩個人來分擔。這樣的話，每個人都會有更多閑暇時間，大家也會更幸福。

非洲的機遇：看哪些產業在中國已變“貴”

中國發展出版社：《全球發展報告2025》認為，全球南方的群體性崛起是世界大變局的鮮明標志，報告強調要深化全球南方發展合作。您曾預測亞洲將在未來10到15年內成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您認為中國和其他亞洲經濟體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角色正在發生怎樣的結構性轉變？這種轉變將為全球南方國家帶來哪些新的發展空間？

劉遵義：我想談兩點。如果你觀察東亞經濟體的發展，就會發現這樣一個規律。最早是從日本開始的，后來日本廉價勞動力不足了，美國又開始限制其出口，于是產業就轉移到了中國香港，這就是最早一批紡織廠轉移到了中國香港的原因。但中國香港很小，大量紡織企業又轉移到了中國臺灣地區，再到韓國，之后又到了東南亞，比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再后來，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又轉移到了中國。

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最先發生轉移的，往往是產業鏈中附加值較低的那一部分。即使是今天，如果你看服裝制造業，也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已經轉移到越南去了。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較發達的經濟體希望產業繼續升級，會放棄低附加值產業。這就是當前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理解了這一點，非洲國家就應當去看，哪些東西在中國生產已經變得“太貴”，甚至在越南生產也開始變貴，這些產業往往就是非洲國家能夠承接的產業。

向非洲國家說明中國是如何做到的，會對他們很有助益

我還想講第二點，那就是中國非常了不起，中國基本上在一代人的時間里讓所有人擺脫了絕對貧困。這正是中國可以幫助非洲國家努力實現的目標。

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在于向非洲國家說明中國是怎么做到的，這并不容易，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需要告訴非洲國家提高儲蓄率。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個可行的辦法是放緩人口增長。如果非洲國家人口還像過去那樣持續增長，那么消費就會占去大部分資源。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

另一個關鍵點是，中國并沒有走進口替代的路子。從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的思路就是：必須進口機器、技術，而且要為此付費。怎么付費？靠出口，最初基本上是靠出口低成本商品。所以我常說，在發展水平還比較低的時候，不要輕易搞進口替代。你造不出真正有競爭力的汽車，你應該繼續生產襯衫，然后進口汽車或者飛機。今天中國能夠制造自己的飛機了，但三十年前還做不到。

所以，我認為，幫助非洲國家的關鍵是告訴它們中國是如何做的，講好中國發展的故事。另外，我們在掃盲方面也取得了巨大進步，漢字簡化對于提高識字率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中國發展出版社：我們需要像您這樣的專家，向世界講好中國發展的故事。

劉遵義：這個故事必須放在完整的歷史過程當中來講。

人民幣兌美元曾經有過一次幅度很大的貶值。幾十年前，大約是1美元兌1.5元人民幣。后來經過一系列貶值，到1994年中國實現經常項目可兌換時，大約變成了1美元兌8.7元人民幣。這些都是一些國家需要學習的事情。

儲蓄也非常重要。看拉美國家的歷史，它們往往會在若干年內發展得不錯，但之后就難以持續。它們也是有生產能力的國家，只要有投資，是可以獲得成功、可以賺錢的。但它們的儲蓄率不夠高，所以投資往往依賴于向海外借款。過了幾年，借款方要把錢收回去，資本就又流出去了。所以，我認為提高本國儲蓄率非常重要。東亞經濟體也許不都是一開始就如此，但最終它們都形成了很高的儲蓄率。

中國發展出版社：您如何評價《中國發展報告》《全球發展報告》？

劉遵義：我認為這兩個報告很好，而且會很有幫助。（作者系中國發展出版社融合傳播部副主任，楊智童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