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在線舉辦。本次研討會聚焦“貨幣總量增長與居民存款行為分析”議題，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宋科代表課題組發布主題報告。

對于“通過降低存款利率致存款流出從而刺激居民消費”的觀點，報告認為，存款流出最終能不能流到消費上與消費決定因素、存款結構等密切相關。從貨幣流通的角度看，存款和消費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報告指出，一方面，貨幣總量無法直接決定消費狀況，還要看貨幣流通效率。比如。居民消費最終流到企業生產上，此過程中，貨幣總量沒有改變，結構也未發生變化，但實實在在地完成了居民消費到企業生產的循環，拉動了經濟。另一方面，相比于存款總量，存款內部結構也很重要，因為存款在誰手里對消費的影響作用是不一樣的。如果持有存款的大多為高收入階層，消費總量有限，存款流出最終的去向也是購房和金融產品投資等，此時，存款流出對消費的拉動作用有限。相比之下，低收入階層的存款流出更能有效帶動消費。

報告強調，僅從持有存款的量來看，很難鎖定來自哪一種收入階層。高增長存款主要來自哪一群體缺乏數據支撐，只能通過間接線索測算新增存款可能的來源。

報告指出，區域角度來看，經濟發達地區的高收入階層人群比例較高，居民收入中用于投資的比例也會更高。所以，發達地區帶來的“超額儲蓄”往往意味著投資的下降。相反，經濟落后地區的“超額儲蓄”更多源于消費回落，這種情況下，引導存款流出的政策才有可能拉動消費。

報告進一步分析，當前數據顯示，2022年、2023年新增住戶存款占比均值比2019-2021年明顯提升的是浙江、江蘇、上海等地，而下降幅度最大的是河北，下降了將近1個百分點。新增住戶存款比重提升的12個省份當中，經濟發達地區更為明顯，寧夏、貴州、西藏等經濟落后地區提升比例較低，也就是說經濟落后地區對“超額儲蓄”的貢獻相對較低，而且存款比重下降的14個省份大多數都是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所以，從區域結構來看，大致可以看出，這兩年的“超額儲蓄”大多數可能來自于高收入階層，且更多的是投資下降，并不是直接的消費下降。

報告指出，從不同類型銀行角度看，也存在結構性問。一般情況下，高收入階層會選擇綜合服務更強的全國性銀行，中小銀行用戶多為本地低收入階層。疫情后，六大行存款增量大幅度上升，而中小銀行存款占比下降，這一趨勢在2022年之后更加明顯——2022年，中小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新增存款只占總量的34.4%，2023年上半年，六大行新增存款占比增幅升至55.4%。所以，從不同類型銀行新增存款情況來看，“超額儲蓄”源自高收入階層的概率較大。

報告認為，總體來看，“超額儲蓄”更大可能源自高收入階層，且購房以及金融產品、理財產品投資需求下降是主要原因。

消費傾向下降對7萬億“超額儲蓄”的影響幾何？報告首先測算了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因素對“超額儲蓄”的貢獻率。報告假設2022年、2023年城鎮居民消費傾向保持在2015-2019年均值水平，測算結果約為67.4%，與之對應的2022年、2023年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分別為33234元和34945元。而實際上這兩年的相關數據分別是30391元和32994元。也即是說，城鎮居民人均貢獻的“超額儲蓄”分別是2843元和1951元。

其次，報告根據人口數量和結構進一步測算：2022-2023年城鎮總人口分別是9.2億和9.3億，以此計算，2022年和2023年城鎮居民消費傾向下降貢獻的“超額儲蓄”分別是2.6萬億和1.8萬億。這兩年城鎮人口比重分別是65.22%和66.16%。假設非城鎮人口人均消費傾向下降的貢獻率和城鎮居民一樣（實際遠低于城鎮人口），測算可得，2022年和2023年由消費下降傾向貢獻的“超額儲蓄”分別為4萬億和2.7萬億，而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一年住戶存款就多增了7.94萬億元。因此，“超額儲蓄”更多源自高收入群體的投資下降。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