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 方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就短期而言，當下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提振消費的難點到底是什么？
消費不足是老問題，但有新的含義。如果這個“當下”是指疫情期間的話，那很顯然短期收入的沖擊是造成消費不足的最主要因素。新浪和騰訊合作做了一個基于1萬個樣本的調查，它的調查結論是：1萬個受訪樣本中有57.4%的群體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下滑，17.5%的群體的收入下滑了50%以上，另外有15%的群體的收入下降了15%-20%。也就是說接近1/3的人收入下降了20%-50%。從職業來看，個體經營者受到的沖擊最大，78%的個體經營者收入下降，而且其中1/3的人的收入下降超過50%。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是3900元，如果有20%以上的農民工收入下降達到50%，他們的生活只能靠儲蓄和東借西借維持，何談消費呢？按照這個調查加權平均，因為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33元，如果這個數據能反映全國人口，那么這次疫情在2020年上半年導致居民損失達到3.5萬億，這可能會占上半年名義GDP的7.5%，情況十分嚴峻。
消費方面也有相關調查，這類調查是先調查收入后調查消費，根據這個情況推導全國的大樣本。觀察這1萬個能代表全國的樣本會發現，如果基于2019年上半年人均消費支出13565元，那么2020年上半年因為疫情導致的消費下降是1.8萬億，占上半年名義GDP的3.8%。
當然這有兩個因素：一是被動的消費減少，也就是想消費卻無法消費；二是主動降低消費，那是因為收入減少而主動減少消費。第二種情況導致的后果可能會比較嚴重，因為我國一直強調要支持消費，所以當前的金融政策對消費是支持的。中國人民銀行一些數據顯示，就杠桿率而言，消費貸、居民的杠桿增加非常迅速。如果居民的杠桿加得比較高，而現在收入下滑，就會導致房貸、車貸、消費貸出現違約。5月份銀保監會的一份報告指出，銀行貸款逾期和違約情況明顯增多。這個情況是非常嚴重的。
針對這種情況，有什么解決辦法呢？發放消費券是個權宜之計，這次疫情是百年未遇的大沖擊。湖北省武漢市有大量居民從事個體行業，停止營業如此之久，遭受的損失非常慘重。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研究認為，針對兩個群體應該進行更大規模的現金補償或者發放具有現金價值的消費券，一是湖北省群眾，二是全國低收入群體。要有更大規模的實質性措施去幫助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使其進一步留住員工，這也可以為員工提供最低收入保障，應對疫情沖擊。
在消費這個問題上，還有一點需要關注。之前一項研究認為不宜過多地強調長期消費與投資的關系，或者服務業與制造業的關系。長期看來，假如沒有疫情，不必特別擔心消費不足的問題，因為這是水到渠成的問題。統計數據上顯示的投資與消費占GDP的比例其實是低估了中國的消費，高估了中國的投資，比如房地產相關的消費。中國有相當多的人喜歡通過報銷方式，把它作為企業的開支，這樣就低估了消費；然而投資是高估的，因為存在所謂的重復計算的投資。當然目前消費是有問題的，而且中國要成為高速發展國家更要考慮消費。從短期看來，受到疫情沖擊，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但長期來說，消費是水到渠成的。當前我們仍然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改革仍然有很多任務要做，但現在講財稅、個稅改革的意義不大。
還有一點就是人口結構的問題。現在中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這對于消費其實也有比較大的影響。第一，老年人群體消費的欲望可能相對偏弱一點；第二，適合老年人消費的有效供給可能不足，這也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國的人口紅利在消退，這種情況會導致生產方面、勞動力供給出現問題，也會導致消費出現問題。李克強總理反復強調養老、托幼問題，座談會上專門請來一個養老機構討論這個話題。當前我國老年人消費場景不足、消費意愿較低，這都是影響我國消費的重要因素，這些問題需要我們花長時間解決。
若要提振消費，我們的主要措施到底是什么？什么樣的措施能夠比較有效地應對當下消費不足的問題？
主要政策和解決方法需要針對問題。短期有兩個問題：一是被動的消費下降，二是主動的消費下降。被動的消費下降主要就是因為疫情防控壓制了正常的需求，我國目前存在過度強調疫情防控而忽視經濟恢復的問題。之所以強調新增病例清零，是因為在照搬SARS的經驗來應對這次新冠病毒。SARS時期是短期內采取高強度的手段，犧牲一個季度的GDP迅速將病例清零。在新冠疫情開始時嘗試借鑒一下肯定沒有問題，因為新冠病毒是一個新鮮事物。但是現在確實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候，不能盲目照搬SARS經驗來進行下一階段的疫情防控。比如電影院的問題，在餐廳等行業已經營業的情況下，顧客密度相對較小的電影院為何不能開門？這確實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4月初江蘇基本上已經全面開放。江蘇是受疫情影響地區中開放最早的一個地區，之所以開放得這么早，一方面是地方官員有擔當，另一方面是江蘇確實很重視經濟，大家還是要搞經濟，還是要正常化。這個問題是具有兩面性的，其實過度地強調清零，就是過度地不強調GDP。可能這兩者需要綜合考慮一下。即使在沒有清零的情況下，也要考慮保持經濟的適度增長，這兩點要并重。中國人民大學，包括北大光華在這方面的研究是很多的。
主動的消費意愿的下降，第一是和收入相關。要重視消費券的意義，盡管消費券相比現金具有時效性。即使是“滿減消費券”也比沒有消費券要好一點，為什么這次“6.18”這么火，值得思考。這次“6.18”釋放了巨大的消費需求，可能與消費券是分不開的。
最近北大光華和阿里合作，完成了一項關于消費券促進消費發展的研究，通過支付寶大數據發現了消費券具備非常顯著的消費促進作用。所以哪怕政府不發現金消費券、只發優惠券也是有用的。
第二個觀點是關于公積金的問題。公積金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當時中國的住房問題非常嚴峻，但是今天城鎮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積已經接近40平米，這種情況下確實需要思考怎樣優化公積金的地位、作用和運行方式。公積金和五險社保不同，它是老百姓自己的錢。雖然稱它是“劫貧濟富”有點夸張，但是在房價特別高的城市，這個比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在北京能買得起房、享受公積金的一定是收入還比較高的群體。而且公積金貸款的利率還不夠市場化，還沒有隨著市場化進行調整，這都是我們在進一步激發消費潛力時可以考慮的因素。
我認為不管是長期資助還是短期資助，對于個人都非常重要。而且在中國這樣的環境下，我們對個人的資助相對較弱，所以需要加強。但是在短期沖擊導致大批中小企業破產的情況下，我認為支持中小企業也十分重要。我們知道在中國把兩個詞等同化，一個叫做失業，一個是下崗，但失業和下崗是不一樣的。下崗是短期的休假和無薪假，但失業的意思是徹底丟失了這一份工作。失業的時間一拖長，工人的就業技能就會喪失，未來他們的技能減退進而導致高素質工人數量減少，這對長期經濟增長有很大的影響，并且也會影響這些工人的消費能力。所以我們可以允許一些企業因為訂單或疫情原因讓部分工人下崗，但企業盡量不要破產。現在有相當多的企業已經具備一定的規模，也具備了頑強的生存能力。如果企業已經形成一定的規模，并且給員工繳納了五險一金，那么這種企業反而更容易受到沖擊和影響，因為它的負擔很重，已經成為所謂的“正式化”的企業，這樣的企業倒閉之后重新恢復會比較困難。
中小企業不同于個體工商戶，因為個體工商戶雇傭相對隨意，而中小企業相對正式。我認為對于這一類中小企業，政府需要給予一定的救助。
關于消費券方面，當下中國消費券的發放主要存在什么樣的問題？消費券資金來源何處？消費券發放應怎樣識別低收入階層？
這個問題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技術性問題，可以做三方面解釋：
第一，疫情期間我在給有關部門撰寫材料時有這樣一個想法：利用這次疫情的機會，在中國低保制度已經取得很大進步的基礎上，建立起中國的食品券制度。美國具備完備的嬰兒、幼兒以及孕婦的食品券制度，這一點可以借鑒美國經驗。
第二，將傳統的民政系統和現代大數據技術相結合，推進收入識別工作。想必我們傳統的民政系統對于需要幫扶的對象應該是非常了解的。今年是決勝小康的最后一年，而決勝小康最重要的內容就是脫貧，如果我們連貧困人口是誰都不知道，脫貧工作也就無從談起。疫情期間，我們利用傳統民政系統結合大數據技術進行貧困人口識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第三，中央和地方財政分擔的問題。為什么我們利用疫情期間建立消費券制度會存在很多困難呢？為什么我們識別十分困難呢？根本問題是，我們的財政系統存在一種根深蒂固觀念：中國的低收入人口數量龐大，中國的財政要對如此多低收入人口進行補助會帶來沉重的財政負擔。這也阻止了進一步對個人進行幫扶。之前講的中央政府應該做更多的事情，在本次疫情期間實施的財政政策中，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轉移是相當多的，我們的特別國債、專項債都強調要更加傾向于向地方政府傾斜。所以相比往年，今年中央向地方的財政傾斜要做得更好。
現有的消費券主要是滿減券，優惠券發放地區也多是地方財政比較好的地方，而且基本都是地方財政在承擔優惠券發放成本。因為承接消費的都是地方的工商業，所以得益更多的也是地方工商業。而對于居民而言，受益者中有很多是流動人口。所以如果說完全就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話，不利于貧富差距的解決，因為疫情打擊更多的是非正式就業人口。所以中央政府從維護社會公平的角度也不應該把這項任務完全推給地方政府。
我們的財政系統雖然有以上所說的根深蒂固的觀念，但是在疫情期間，也確實承受了比較大的壓力。我們曾經對財政負擔做過一個詳細的計算，計算的結果是2萬億就能夠對湖北省人民和全國其他低收入群體進行有效的救助，然而這2萬億對國家來說也是比較大的負擔。
所以我們建議特別國債可以發到3萬億以上，其中1萬億類似抗疫特別國債，剩余2萬億對相關群體進行直接救助。目前特別國債為1萬億,能夠做的事情僅限于與疫情相關的支出和與疫情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如果能多發一些，就會有額外資金用來救助、用來發消費券、用來發放具備現金價值的消費券，可能中國消費券相關的制度也會建立起來。
但是抗疫特別國債可能并不是僅僅發放一次，所以我們會繼續向有關部門上報這一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