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平 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就短期而言，當下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提振消費的難點到底是什么？

第一，第一季度消費沒有下降得特別猛烈是有公共消費支出頂上了一些，這與抗疫情醫療就醫的公共消費有很大關系。雖然整個中國消費率不低，但是居民消費率偏低。在初次分配中，政府稅收份額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于公共消費支出，科教文衛體等公共服務，但公共消費支出比較基礎和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私人消費和市場供給。

第二，現在無論消費中棘輪效應多么明顯，整體來講，消費一定是收入的函數。如果我們的收入預期放緩，社保不完善，這種未來不確定性肯定會帶動我們的消費放緩，這種情況類似于歐美國家受到疫情沖擊后反而大幅度提高儲蓄抗風險，減低了當期消費。居民提高儲蓄，應對未來收入風險增長直接降低了消費，不利于經濟的復蘇。而且我國的社保水平比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種情況。當前中國社保覆蓋率較低，所以一旦收入增速下降，就會更大地沖擊居民消費。

第三，疫情沖擊對中國而言是不均衡的沖擊。這種不均衡的沖擊表現得很明顯，對農民工、中小企業主、個體工商戶以及外向型企業沖擊更為嚴重，影響也更大。這樣的不均衡沖擊使得我國的中低收入群體，或者說家庭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群體收入增長放緩更明顯，而這批人恰恰是中國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所以疫情也影響到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總體而言，疫情壓低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導致我國整體邊際消費傾向變得更低。

第四，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問題。中國的科教文衛體等公共服務產業，應該向現在的互聯網企業、民營企業放開，從而提高其服務質量。這是我們一直呼吁的問題，也是需要改革的領域。

接下來我提出一些針對性的建議：

第一，我們一定要看到經濟下滑是存在惡性循環性特征的。所以疫情過后，中國經濟若要重啟，仍要力求擴大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第二，在初次分配調整方面，還需要增加社保的覆蓋面積，對疫情的不均衡沖擊進行救助。

第三，要加強服務業和公共服務業的市場化改革，讓服務行業吸收更多的就業人口，而不是對這個行業進行完全的行政管制。

若要提振消費，我們的主要措施到底是什么？什么樣的措施能夠比較有效地應對當下消費不足的問題？

根據我們開展的企業調研和消費調研的分析結果，有三件事情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是我們要關注中小企業和個體戶，這也是央行開始做直補的原因。央行已經推出不同額度的補貼措施，通過貸款等方式緩解這一類企業的燃眉之急。中小企業的穩定對我國就業非常重要，2018年中小企業提供了中國80%的就業，所以穩定中小企業才能穩定基本的就業盤，居民收入才有可能穩定。由此可見，直補還是很重要的。當然中國對中小企業的幫扶除了一般的直補之外，能否給出更多的精準幫扶政策，還需要國內各級政府進一步努力。

第二是針對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的幫扶政策提出一些建議。首先是要通過產業平臺更加清晰地識別中小企業，這一點上可以借助互聯網平臺開展。另外就是讓互聯網發揮一定的金融輔助作用，包括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定的助貸服務等。我們在特定時期，要設立政府中小企業振興類基金，提高信息化能力，促進中小企業的生存和升級問題，進一步解決我國就業問題。國外通過直補低收入就業者來緩解中小企業工資壓力的方式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降低利息對居民負債進行減息，通過央行的減息政策減輕中國居民負債壓力。根據我們實驗室的長期追蹤調查，中國居民的負債壓力越來越大，這里包括住房，也包括年輕一代的消費信貸。在我看來，中國應將住房貸款降息和限制住房價格上漲擺在同等高度，不能為了抑制房價而忽略了降低利率特別是貸款利率這一問題。

第四是中國非常成功地抑制了疫情的發展，但是很多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了國內消費。是否對這些限制性措施進行一定的放松，這也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中國成功地通過區域防治逐步抑制了疫情的爆發峰值，現在疫情防控也出現向好的趨勢。然而社區管控過強，各級政府將注意力都集中在疫情防控上，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國經濟復蘇。所以中國成功地控制疫情以后，如何平衡疫情與社區管制導致的服務業發展受限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我想以上四點都是在短期內值得討論的。

長期看，中國在疫苗研制成功之后才能討論經濟重啟，核心問題還是就業問題、分配問題以及覆蓋更廣泛的社會保障問題。

關于消費券方面，當下中國消費券的發放主要存在什么樣的問題？能否談一談消費券資金來源問題？消費券發放應怎樣識別低收入階層？

這個問題我想從兩方面來談一談：

第一，養老券在我國應用已經十分廣泛，老人退休以后使用的養老券是典型的現金券。我們現在需要的不是促銷券而是現金券，消費券應該是可以直接用于購物而非促銷，這樣也有更強的消費拉動作用。總體來說，應該發放類似于養老券這樣的現金券，這樣可能有更好的效果。

第二，中國的信息化水平已經非常高，可以根據收入識別低收入群體及可補貼者。而關鍵問題在于，是否要對城市中擁有本地戶籍與不具有本地戶籍的人口區分，是否對常住的外來務工人員進行本地化補貼，這都涉及到本級財政問題。因為務工人員具備高度的流動性，所以這是個需要關注的問題。

發達國家乃至于聯邦制國家都是由中央政府進行財政補貼，地方政府也有相應的補貼。而地方政府補貼是給當地納稅人進行補貼，與聯邦政府同步，這是值得中國借鑒的。中國現有的信息系統應該對這兩部分人都識別，而我們的補貼也應該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雙重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