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基于開放合作，聚焦互聯互通，意在開放共贏。六年來的實踐表明，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內在需求，彰顯了同舟共濟、權責共擔的命運共同體理念，因而越走越寬廣、越走越通暢。當前，推動共建“一帶一路”實現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沿線國家的普遍愿望。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長，“一帶一路”中心首席研究員劉宏教授

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即將召開之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長，“一帶一路”中心首席研究員劉宏教授接受中國網智庫中國專訪，圍繞 “一帶一路”發展經驗、如何更好推進“一帶一路”合作、智庫應發揮哪些作用等話題進行了總結和分析。以下為采訪實錄摘編：

中國網：“一帶一路”從提出到現在發展得怎么樣？您對此如何評價？

劉宏：“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年來，我認為中國的國家形象發生了積極變化，在很多方面可以看到成效。“一帶一路”項目不斷增加，參與國越來越多，“朋友圈”不斷擴大，在國際社會上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

當然，作為一項世紀工程肯定會面臨一些困難與挑戰，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冷靜思考，總結過去的成功經驗，改進需要彌補的地方。我認為過去幾年中，“一帶一路”建設在基礎設施等硬聯通方面做得很好，但軟聯通還有進一步改進和提升的空間。

軟件和硬件相互搭配，相互支撐，才能發揮最有效的作用。

中國網：您認為“一帶一路”如何能更好地做到民心相通？

劉宏：我認為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首先要衡量建設和發展的不同尺度。有的是重視經濟效益，包括投資帶來的回報，基礎設施長遠使用的回報；有的重視政治效益，這有助于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共建國的友誼。

但是，我認為還應該增加社會效益。社會效益可以從民心相通的角度來衡量，體現在一個國家的主流媒體、知識分子、社會精英等，怎么看待“一帶一路”倡議。這就需要我們更好地詮釋“一帶一路”倡議，了解當地人的需求，站在共建國的角度講好“一帶一路”故事，真實地告訴當地人“一帶一路”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政治效益、社會效益以及長遠的正面影響。

另外，還要在圍繞怎樣推出更好公共產品的目標去努力。比如，希望工程改變了一大批失學兒童的命運，改善了貧困地區的辦學條件，喚起了全社會的重教意識，促進了基礎教育的發展。我想中國是不是能夠推出類似希望工程的公共產品，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升教育與經濟發展，這類公共產品所需的費用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的總投資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所帶來的影響是長遠性的，也是全社會性的；還可以設置專門的“一帶一路”國家獎學金，讓這些到中國來留學的人，學成畢業后回到各自國家能從事與“一帶一路”建設相關的工作；也可以圍繞當地民生問題做相關的努力，比如把醫院、社會所需的就業工程聯合在一起，讓“一帶一路”的理念以一種具體的方式播種到民間，讓當地社會感受到“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并不僅僅只是高鐵、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畢竟這些對當地民眾來說，與其利益有一定距離性。因此，有益于民心相通的公共產品尤為重要。

中國網：“一帶一路”是一項世紀工程，在目前來說，您覺得在發展的過程中有哪些需要改進的地方？如何讓這一世紀工程發展得更好？

劉宏：我認為“一帶一路”要想更好走下去就需要加強制度化建設，需要相關的機制。

機制可以分為多種類型，第一個是中國自身主導，比如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的推動；第二個是多邊的機制，類似亞投行，亞投行已經起了很好的作用，有多國的參與而且也獲得了比較好的效益與口碑。另外，我認為也可以成立一個類似的多邊機制，比如“一帶一路”基金會。基金會可以由中國發起，邀請多國參與，治理的規則上秉持共同協商和討論的原則，支持一些社會化的民間項目，推動具體落實“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就像亞投行一樣，中國在亞投行出資比例將達30%，但是中國已經表示不行使否決權，而是使用多邊協商的機制。在這樣的設想下，“一帶一路”基金會面向社會、面向民間的跨國協商，所產生的影響會非常廣泛，而且是能超越經濟和投資領域，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這也需要參與國自身的機制建設。新加坡政府非常支持“一帶一路”。因此，新加坡政府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發展局（Infrastructure Asia）致力于打造成為區域基礎設施融資的重要平臺。這一類型的機制會讓“一帶一路”項目在各地更好地落地。

中國網：中國智庫應該如何加強與國外智庫的合作，共同助力“一帶一路”？

劉宏：首先，智庫機構要真正了解“一帶一路”建設，不要回避“一帶一路”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正確應對這些困難和障礙，最終提供智力支持，給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有誤解時，中外智庫的學者可以研究從哪個角度回應，或者在政策的制定中發揮智庫支撐引領作用，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智庫可以為企業提供有效的咨詢服務，比如中國企業在當地雇傭的工人有不少來自中國，那么如何通過不同的方法來使當地的工人更多地被雇傭，通過這種溝通的結果產生直接的效益。這些都是中外智庫可以共同去做的。

當然，中外智庫合作舉辦面向公眾的國際型論壇與活動也是必不可少的。這些論壇與活動不一定在中國舉辦，因為中國人已經非常了解“一帶一路”倡議，所以需要走出去，讓智庫的學者面向世界。南洋理工大學成立的“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在非洲、緬甸、新加坡舉辦了很多場的論壇，目的在于如何站在當地機構和社會的角度，把“一帶一路”和中國更好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網：“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量的國際化人才，您覺得在人才培養方面，有哪些經驗是中國可以向新加坡借鑒的？

劉宏：新加坡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在國際化人才培養，而且把國際化人才與本土化人才結合，并沒有把它中間劃一條線，作一分為二的區分。新加坡的人才培養有兩個基礎，一是培養本土人才，二是引進國際人才。一方面推動本土人才國際化，同時引進國際人才本土化。新加坡的人才培養在這方面一直是走在前列的。新加坡的人才培養有一整套的機制，這個機制不僅僅注重怎么引進人才，而是更注重怎么樣培養人才，讓人才有充分發揮的空間。同時有一系列措施作為配套，讓他們融入當地社會，這是值得借鑒的地方。（記者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