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揚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副教授

       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貧困人口減少6800多萬，貧困發生率由10.2%下降到3.1%。上述數字是按照現行扶貧標準而統計得到的。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堅持現行脫貧標準，確保進度和質量，讓脫貧得到群眾認可、經得起歷史檢驗。
       什么是現行扶貧標準？根據十九大報告提出的要求，我國要在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的扶貧標準下，消除農村貧困、實現農村人口的全部脫貧。這就體現著以收入為主導的貧困識別標準。此外，國家還確定了“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即到2020年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農村貧困人口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可見，中央在確立扶貧標準時運用了多維貧困的概念，即不僅考察收入，還要考察教育、醫療、住房等維度的貧困。總結起來，現行扶貧標準實際上是“收入主導型”的多維貧困標準。也就是說，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貧困線的一定要納入貧困戶。這既是因為我國實行的扶貧標準以收入為首要指標，又因為收入反映著家庭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相反，如果家庭人均收入高于貧困線，但是符合其他維度的貧困標準，也要納入貧困戶。
       基于以上分析，深刻認識現行扶貧標準的內涵至少要從兩方面入手。首先，現行的國家收入貧困線是中國政府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通過對家庭基本支出的測算、對貧困家庭消費結構的分析以及根據通貨膨脹情況綜合決定的，符合現階段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財政支出能力。研究顯示，我國現行的扶貧標準略高于世界銀行公布的國際貧困線水平。
       其次，我國實行的是“收入主導型”的多維貧困標準。近年來，經濟學界越來越重視多維貧困問題。不少學者認為，多維貧困更符合貧困的本質和走向，符合國際反貧困的政策方向。聯合國計劃署于1990年創建了人類發展指數和人類貧困指數，從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三個維度衡量多維貧困。從政策實踐來看，我國在精準扶貧工作中已經把多維貧困的理念貫穿其中。例如，2016年發生在甘肅康樂縣“8?26”特大故意殺人案的悲劇和后續的政府通報,體現了我國政府認定貧困的標準。事發家庭的人均年收入高于收入貧困線，原本被認定為非貧困戶。但是，在事后當地政府的官方通報中強調，工作人員對扶貧政策的落實不完全到位，基層在貧困戶識別和退出過程中有簡單化操作的問題，僅用收入作為衡量標準，沒有綜合考慮該家庭住房困難的實際情況，方法簡單粗糙。可見，即使收入高于貧困線，但是其他維度下的貧困也屬于我國政府想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堅持現行扶貧標準，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扶貧觀，在脫貧攻堅工作中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一方面，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脫貧攻堅是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拼圖和首要任務，體現著大國的責任擔當，展現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大扶貧格局，這就要求在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過程中廣泛動員社會各方力量，參與到脫貧攻堅的各個環節中。因此，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應該全力以赴投入到脫貧攻堅戰中，盡力而為，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貢獻力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堅持現行扶貧標準時不能僅以貧困家庭的收入為參考標準，切不可忽略“兩不愁、三保障”的多維度貧困標準，特別是在農村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的“三保障”上面下功夫，進一步編密織牢民生保障安全網，為2020年以后續寫人類反貧困事業的新篇章、實現共同富裕打下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堅持現行扶貧標準，就是要從我國的客觀實際出發，從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出發，做到量力而行，不搞脫貧大躍進，杜絕數字脫貧，虛假脫貧，盲目提高貧困標準。習總書記在3月5日下午參加全國人大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扶貧工作“既要下決心消除絕對貧困，又不能把胃口吊得太高，使大家期望值太高，力不從心，小馬拉大車，拉不動的結果是好心沒辦成好事”。
       在脫貧攻堅的關鍵時期，更應強調量力而行。從經濟學視角來看，任何政府支出都是有機會成本的，一筆財政支出用在一件事情上就意味著這筆支出無法同時用在其他方面的工作中。例如，如果有些地區的原有貧困人口已經在現行標準下實現脫貧，擁有穩定的勞動收入，此時繼續加大脫貧投入可能會產生負面效果，既會降低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使財政資金無法用在其他更能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領域，又可能降低勞動積極性，產生過度福利化問題。同時，在一些地區盲目提高扶貧標準也會造成國家扶貧政策在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出現差異化的執行標準，產生新的社會不公和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