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戰略之一。長江三角洲肩負創新引領、優化發展以及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的歷史重任。在日前召開的長江三角洲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上，相關各方明確提出“創新引領，攜手打造世界級城市群”的目標。這為長三角區域發展指明了方向。
　　由行政區合作為主
　　轉向城市群和產業鏈合作
　　作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經濟水平相對發達、創新資源較為集聚、區域一體化程度較高，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點，有條件率先實現創新驅動、轉型升級。
　　一是科教資源豐富，創新活躍。長三角城市群擁有普通高等學校數量逾300所，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實驗室等創新平臺近300家；　長三角各地區的創新研發投入持續增加，2016年上海、杭州、南京三地的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例分別為3.80%、3.05%、3.1%，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個百分點。同時，企業研發投入不斷加大。2010年起，上海要求在每年的國資收益中安排不低于30%的資金支持企業創新；2016年起，杭州高新區每年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平均達到13%至15%，處于全國高新區的領先地位。
　　二是搭建創新平臺，聯合攻關。早在2004年，上海就嘗試把實踐成熟的平臺推廣至整個長三角區域，構建了一系列科技創新共享公共服務和支撐平臺，如科技文獻資源共享服務平臺和新藥創制、集成電路設計等創新服務平臺。同時，三省一市協同力量進行重大關鍵技術聯合攻關，推動技術轉移轉化、創新創業融資服務和社會化人才服務。例如，上海、寧波、常州的有關機構簽署石墨烯產業協同發展合作備忘錄，決定攜手攻關石墨烯產品研發。
　　三是共建產業技術創新鏈，園區合作成為亮點。上海和浙江、江蘇、安徽等地在高新技術產業、主要支柱產業以及傳統產業等方面，初步形成了技術創新鏈上的分工合作。例如，在汽車制造、先進裝備制造等領域，上海著力加強自主知識產權、核心產品和核心技術研發；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寧波等地在設計環節、生產等方面予以積極對接，逐步形成“產業集聚+產業分工+產業鏈細分+區域分工”的區域產業發展模式。此外，產業園區合作成為亮點，如上海張江海門高科技園、浙江海寧市漕河涇經濟產業園等。
　　總的來看，長三角是我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也是區域一體化發展起步早、基礎好、程度高的地區。但同時，行政區劃和體制機制的約束也日益顯現。新時代，長三角區域需要走出一條創新引領之路，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從縱向上看，長三角區域合作由以行政區合作為主轉向城市群合作。長三角區域合作起源于上世紀80年代，從核心區15個城市起步到兩省一市、三省一市，以行政區為特征的一體化取得積極進展。但是，隨著近年來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調整、長三角地區經濟社會轉型發展，一體化的驅動力漸顯不足，一些未能解決的深層次問題顯現。在此背景下，2016年《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獲批，為長三角區域協調發展的升級提供了新機遇。
　　從橫向上看，北有京津冀一體化發展和雄安新區建設，南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南北兩頭增長快，長三角面臨巨大壓力。我們知道，雄安新區建設將為京津冀區域協調發展提供新空間和新機制；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國兩制”下的區域協調新機制，具有“1234”特征，即“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和“四個核心城市”。那么，撬動長三角新一輪發展的支點在哪里？那就是，挖掘內部驅動力，加快推進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發展。

       建立區域協同創新機制
　　打造成本洼地和人才高地
　　具體來看，長三角城市群應聚焦創新要素，以技術、制度、政策創新為路徑，著力構建區域協同創新共同體，推動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高地。
　　一、技術創新，連接產業鏈與創新鏈。
　　要助力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彌補技術創新短板。一方面，以國家、區域、省市重大工程和項目為抓手，使國企成為創新驅動的主要動力源。另一方面，形成開放式創新網絡，讓民營企業參與重大工程與重大項目，并通過營造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使民營企業成為長三角區域“草根創新”的主力軍。
　　同時，鼓勵跨國公司研發總部落戶上海，抓住反向創新、離岸創新、技術共享等全球創新趨勢，加速打造第三代跨國公司研發中心。要通過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擴大外企本地化研發和應用規模，與本土企業形成互動，擴大溢出效應。
　　要推動創新產品優先采購，促進科技創新產業化。建議制定長三角創新產品推薦目錄編制辦法，對目錄內首次投放市場的創新產品和科技，政府采購可予以適當傾斜、支持；對政府需要研究開發的重大創新產品和技術等，可采取戰略合作形式，通過競爭性談判、競爭性磋商或者單一來源采購等方式確定研究開發和生產機構；　對于高端智能裝備的研制、使用，應實施更為有利的政府激勵和示范應用政策。
　　同時，還要注重提升科技轉化服務能力。應鼓勵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設立技術轉移工作機構，圍繞產業需求開展科技研發，建立日常運行保障和績效獎勵相結合的經費支持機制；應大力發展科技成果轉化中介服務機構，通過第三方服務機構鼓勵技術轉移。
　　二、制度創新，建立區域協同創新機制。
　　在長三角區域“三個層次、四個座談會”的區域合作機制框架內，有必要建立區域協同創新機制。可由省市分管領導牽頭建立創新協調平臺，明確跨區域創新重大工程及各地區責任分工。同時，可由上海市科委和長三角合作交流辦牽頭，建立綜合性科技創新公共服務平臺，在科技創新項目、共性技術開發項目、科技基金扶持項目等方面形成信息共享、合作交流、互動發展的格局。
　　此外，針對一流研發企業多集中上海、科研成果產業化和制造環節散布在長三角各個城市的情況，建議率先在高科技創新產業領域實行稅收分享機制，以此來推動創新要素在長三角城市群流動。
　　在打造區域協同創新機制的基礎之上，還應打造多個創新聯動示范區，復制推廣制度創新經驗。比如，借助上海和浙江建設自貿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的契機，著力打造服務“一帶一路”的橋頭堡。
　　三、政策創新，打造“洼地”和“高地”。
　　創新環境政策，打造“創新成本洼地”。長三角城市群整體減低商務成本可能并不太現實，也不符合發展規律。為此，可通過特殊區域和功能政策安排，有針對性地克服成本劣勢。比如，對于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可采取打造科技創新戰略區等措施，從點上實現突破；對于南京、杭州、蘇州等重要節點城市，可積極提升創新服務水平，使之成為長三角重要的產業技術創新中心。
　　創新人才政策，構建“創新人才高地”。建議根據不同城市的特點，對人才引進采取落戶、住房、事業啟動費、子女入學、生活安置及配偶安置、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同時，有必要進一步激發體制內人才的創新創業活力。可允許和鼓勵科研人員離崗創業、在職兼職創業，創業期間保留原有身份和待遇。此外，還應加強對高端技術人員的培育。建議可在蘇州、常州、寧波等城市建立“藍領”人才培訓基地，為產業技術孵化、轉化及產業化提供人力資源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