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已是一個在經濟上高度相互依存的整體，也是一個文化和利益多樣卻又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深化國際交流合作、提升國際影響力，越來越成為當代智庫建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和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必須成為國際化的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智庫，正如有論者所稱，“在全球化的時代，沒有國內領先”，智庫建設也是如此。我國智庫要發揮和提升國際影響力，就必須在下列方面做好文章。
第一，搶占智庫建設的制高點，提出自己的理念。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全球治理思想，正是這樣的中國理念。它不僅是我國對外政策的大目標，也應該成為我國智庫建設的理念和行動指南。在現實層面上，當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現有國際秩序的主導者美國轉向國內優先，也為我國智庫走向世界、提出中國方案、發揮引領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這也正是我國智庫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擴大國際影響的大好時機。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認為，目前不僅僅是中美智庫合作的最好時期，還是全球智庫合作、共享人類智慧的大好時期。
第二，擴大國際影響力同時還要練好內功。
其一，建立既有中國特色又與國際接軌的智庫體系及相關制度，特別是法治制度。根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要求，應將政府購買社會咨詢服務納入法治化管理的軌道，建立健全有關公共決策智庫咨詢的法律法規。具體包括：建立重大決策問詢制度，以立法形式對政府公共決策特別是重大決策過程進行規范，咨詢采納過程公開透明，同時對政策實施的效果進行跟蹤評估，從而提高公共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水平。
其二，建立國際通行的組織運營、人才流動、管理與激勵、資金籌集與使用、成果轉化應用等多種機制。在人才流動上要打破政府和智庫之間的壁壘，建立起中國式的“旋轉門”機制。智庫研究人員則到政府相關部門掛職或任職，了解政府決策部門的需求及運作機制。在人才使用上要打破僵硬的傳統模式，對那些有豐富政府工作經驗和頂級智庫背景的高端人才，應突破年齡限制，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在經費問題上，政府應通過立法和相關政策，推動建立基金會制度，鼓勵企業和其他社會力量對此類基金會的捐贈或直接對智庫的捐贈，并對于相關的捐贈在稅收上給予相應的減免。資金的使用和管理也應該更加靈活，可以考慮在部分有條件的社會智庫試行預算制，增加用于人力資本的支出，以提高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在西方發達國家，這一部分課題經費的支出往往占到總額的60%。
第三，加強國際合作，鼓勵智庫有序和有計劃地走出去。
走出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機構走出去，可以借鑒國外著名智庫的做法，在全球關鍵性國家和地區布局設點，建立海外分部或辦事處。比如，2017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在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正式建立了中國首家在歐洲獨立注冊的智庫——中國—中東歐研究院，就是一個有益的嘗試。二是人員走出去，包括參加國際學術交流，到國外著名高校和智庫講學或做訪問研究等。在這方面應該說已經有了比較好的基礎，但廣度、深度和成效上還有待提升。三是產品和服務走出去。智庫的國際影響，說到底，還在于其提供的智力產品，包括服務。在這個意義上說，機構走出去也好，人員走出去也好，本質上都是為產品走出去服務的，或者說，其本身就是產品走出去的一種方式。
要防止那種不顧實際條件地追求速度和規模的傾向，切不可盲目沖動，一哄而上。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還應警惕正在抬頭的“中國文化威脅論”的新動向。近年來，隨著孔子學院在海外的發展和成功，一些海外勢力開始渲染所謂中國“文化滲透”和“文化威脅”，一些美國高校甚至中止了與中方的合作。因此，在智庫走出去的過程中，應汲取類似的經驗教訓，減少可能遇到的阻力。
第四，探討智庫國際交流合作的多種形式。
其一，智庫間的常規交流，如人員互訪、共同舉辦學術活動等。在此基礎上，還應該進一步建立交流與合作網絡，使交流合作常態化、機制化。這方面的一個典型案例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組建的“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這一機制對于溝通協調我國與中東歐國家的智庫交流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推動中國—中東歐關系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其二，合作研究，由雙方共同承接研究項目，合作成果由雙方共同發布，借助有影響的國際平臺傳播中國智庫的聲音。其三，建立聯合研究機構，這種聯合機構可以設在國外，也可以設在國內。
實際上，目前在國內已有比較成功的先例，值得推廣。比如清華大學與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聯合設立的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匯集來自中國、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資深專家、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等開展對話與研究，涉及的熱點議題包括國際經濟與貿易、氣候變化與能源、核不擴散與裁軍以及其他國際安全挑戰，如朝鮮半島問題、阿富汗問題和伊朗問題等等。此外，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同英國、美國和印度相關機構，完成了一份氣候變化風險評估報告，該報告對巴黎氣候大會的討論具有推動作用，也是中國智庫國際交流合作的一個典型案例。雖然目前這類聯合中心還是以外方為主，但這樣的平臺對于我國智庫借鑒國外先進經驗，跟蹤國際前沿，擴大國際影響力，是非常有益的。今后，隨著我國智庫的發展，這種合作將更加平衡，我方的作用也將越來越大。
第五，開展與發展中國家智庫之間的合作，尤其是與一帶一路國家智庫間的合作。
傳統上，在智庫的對外交流合作中，我們的眼睛往往只盯著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智庫，在一定的階段，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隨著我國國力的提升，全面走出去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展開，這一模式越來越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國家戰略的新要求。當前，國際格局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歷史性變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日益上升，國際參與的意識和要求日益強烈。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學界和智庫機構，也開始以自己的方式關注中國發展的經驗，渴望與中國學術和智庫機構進行交流合作，并在許多場合提出了合作倡議。對此，我們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積極回應，順勢而為，以新的思路和方式，推進我國智庫與發展中國家智庫間的交流合作，支持發展中國家智庫的建設和發展，同時也進一步提升我國智庫的國際影響力。在具體做法上，可以借鑒發達國家與國內有關單位合作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或辦事處的模式，與所在國合作建立我國智庫的海外分支機構或辦事處。
第六，充分意識到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應特別重視區域國別研究智庫的發展。要改變過去那種區域國別研究只重視大國，只停留在歐洲、非洲、拉美等地區宏觀層面研究的傾向，把區域國別研究真正落實到具體的國家，包括中小國家，尤其是要培養一支專業化的區域國別研究專家隊伍。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國，迫切需要加強包括中小國家在內的區域國別研究，此類智庫需要國家從戰略上重視，重點支持，有選擇地突破。
中國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國際格局也正經歷著深刻的變化。我國智庫應把握這一歷史性的機遇，大膽改革，一方面加強自身建設，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智庫競爭，擴大國際影響，走出一條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