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應加快提升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既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為什么在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還要高度重視增強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
首先，增強產業競爭力是適應比較優勢變化的內在要求。改革開放40年，我國通過擴大開放，特別是引進出口型外資，實行加工貿易政策等措施，把我國勞動力充裕，勞動力素質高，能吃苦耐勞且成本低的優勢充分發掘出來，而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成品出口大國。但也要看到，我國在全球生產價值鏈分工中的地位并不高。比如手機，很多高附加值零部件是在不同國家生產，然后拿到中國組裝的。作為一個制成品出口大國，中國主要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增值環節。
如果我國勞動力成本不上漲，也許這種局面還可以持續下去，而實際情況是，我國勞動力成本已明顯高過其他發展中國家，這種變化對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不容忽視。為適應比較優勢的變化，我國必須要考慮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其次，我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要求必須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國際組織評價各個經濟體是以美元計價，按照名義GDP、名義匯率來計算的。如果產業因為國際競爭力不提升，可能會導致匯率下跌，就有可能出現按人民幣計價GDP增長快，按美元計價GDP增長慢。二戰以后全世界100多個國家，只有13個經濟體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些國家有很多共性，一是都實現了從速度型增長向高質量增長的轉變，二是其產業競爭力持續不斷提升。
最后，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是實現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如果產業在全球分工體系、全球價值鏈里長期處于底端，就實現不了高質量發展，又怎么能夠實現高質量就業，為我國勞動者，特別是每年800多萬的大學畢業生，創造體面的就業崗位。體面的就業崗位意味著要在全球分工體系里處于中高端，創造高附加值，創造出那么多高收入的就業機會，因此必須提升我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二，提升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有很多機遇和條件，包括全球需求轉旺以及我國產業配套齊全、勞動力素質較高等。關鍵要牢牢地把握好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帶來的機遇。回顧歷史會發現，不同的國家格局一直在“洗牌”，而“洗牌”最快的時間就是新技術革命發生后帶來的快速增長期，誰把握好了誰就有可能后來居上或者繼續保持領先地位。
首先，用新技術革命推動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升級。比如“機器替代人”。原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勞動力密集型增值環節可能會變成一種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力成本所占比重將大幅下降。如果能夠引導企業加快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生產方式的變革，未來很長時間，我國可能還會繼續發展傳統上被認為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實際上已經變革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我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也可以兩條腿走路，既可以選擇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也可以通過變革生產方式繼續留在中國。
其次，新一輪技術革命給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帶來革命性變化。一方面，新一輪技術革命將帶來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以及新商業模式，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新技術改造很多傳統的東西，會出現新的商業模式、產品，產生新的競爭力。比如，我國如果能在新能源汽車、自動駕駛汽車方面把握好新技術革命帶來的機會，可能實現“換道超車”，成為汽車出口大國。
最后，用新技術革命增強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隨著信息技術的變革，很多服務可存儲、可進行國際交易。我國一方面要擴大服務業的開放，引入競爭，引入先進的技術、管理人才，另一方面要抓住新一輪技術革命對服務業變革的機遇，特別是新興服務業，使得中國能夠盡快在服務出口上形成更強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離不開良好的發展環境。因此，政府必須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為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創造良好的內外部環境。
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不是自然演進的過程，需要企業在一個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環境中通過殘酷競爭脫穎而出。在這個過程中，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對于政府來說，需要營造兩個環境。在國內，營造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營商環境、投資環境。在硬環境方面，我國這些年進步非常快，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但軟環境還須進一步改進，并且改進的空間很大。比如法律要更加完善和健全；企業更加守信；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得到更好的保護；政府的效率更高等。
同時，還要形成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中國現在有雙重身份，一個是新興的經濟大國，隨著比較優勢的轉換，國際競爭面會越來越寬；另一個是新興大國，要特別關注守成大國對華政策走向，美國對華經貿政策交織著商業利益和戰略利益的考慮。雖然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所處的外部環境有明顯改善，但也要看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針對中國的“雙反”調查越來越多，貿易摩擦越來越多。此外，我國政府和企業界要高度關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影響，高度關注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特別要防范出現外部沖擊與內部風險疊加震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