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陽碩（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一批新興職業群體開始出現，諸如律師、醫生、記者……他們或根植于傳統中國文化內部，或產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其中，以影像為依托的近代中國攝影師群體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產物。
職群初現
鴉片戰爭后，外國攝影師紛紛來華。為消除民眾對攝影的排斥心理，弱化傳統中國社會的影像禁忌，他們積極為慈禧、耆英等上層人士拍攝照片。攝影因具有寫實性、趣味性等特點，逐漸獲得了中國上層社會的認同，而上層社會對攝影的接受無疑也影響了民間社會的態度。一時間，拍照成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熱衷的時尚消費方式。
影像文化的傳播日益廣泛，隨之而來的是本土攝影師群體的產生，而早期中國攝影師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香港開設阿芳照相館的黎芳，開設“宜昌”照相館的周森峰、張老秋；在廣州開設“繽綸”照相館的溫棣南，開設“芙蓉”照相館的梁海初；在上海開設“耀華”照相館的施德之，開設“寶記”照相館的歐陽石芝；在北京開設“鴻記”照相館的楊遠山，開設“豐泰”照相館的任景豐；在天津開設“梁時泰”照相館的梁時泰；在武漢開設“顯真樓”的嚴添承等人。從攝影師的活動空間來看，大致呈由南向北、從沿海到內地的特點，且具有明顯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國攝影師職業構成也較為多元。首先，來自傳統畫師的轉行。傳統中國社會，民眾對于影像的訴求主要靠繪畫來實現。與攝影相比，繪畫耗時長，又因畫師水平良莠不齊，很難客觀反映個人特色。隨著攝影的普及，民眾開始選擇用攝影取代繪畫來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對行業沖擊，一些畫師主動學習攝影術，如香港“宜昌”油畫店的周森峰、張老秋等人，聘請外國人教授攝影術，學成后將油畫店改為攝影店，生意較之前大有改觀。隨后張老秋、謝芬等人又將攝影術傳入內地，他們不僅實現了傳統畫師到攝影師的職業轉換，而且將攝影技術及其觀念滲透到民間社會。其次，來自社會精英及留學生階層。近代中國社會，最先接觸西方科技的人往往以社會精英和留學生為主。如林鍼在福建為外商充當翻譯，隨后受外商聘請，前往美國教授中文。他在美國對攝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學會了攝影技術，還購買一套銀版攝影器材帶回中國。又如北京豐泰照相館任景豐、上海迎芳照相館王雪橋等都曾出國留學，留學期間逐漸對攝影產生了興趣，歸國后便開始以攝影為業。在長期的對外交往中，社會精英及留學生最早學習了攝影技術，并將影像文化引進中國，促進了攝影技術的推廣及影像文化的“再傳播”。
近代中國攝影師主要來源于與攝影相關的行業和社會精英階層，昂貴的攝影器材也讓一般民眾望而卻步。諸如由傳統畫師改行從業的攝影師，將攝影視為謀生手段，屬于職業攝影師。而大部分社會精英則視攝影為“娛樂消遣，或挾器具以作旅行良侶，皆可稱之攝影自修家”（歐陽慧鏘：《攝影指南》序言，1923年）。無論是職業攝影師還是業余攝影師，他們不僅是中國視覺經驗現代轉向的實踐者，同時也是中國早期影像文化的傳播者。
攝影團體及行業工會成立
20世紀初，一批攝影師開始在全國各地成立攝影團體。1913年成立的精武體育會攝學部是國內最早的民間攝影團體。精武體育會攝學部最初以拍攝武術照片為旨趣，在拍攝武術照片的同時，經常組織會員采風，相互研習攝影技法，逐漸衍生出推廣攝影、宣傳影像文化的功能。此外，如劉半農、陳萬里、郎靜山、周瘦鵑等大批知識分子紛紛加入北京光社、中華攝影學社等攝影團體。他們除了研習攝影技法外，還展開攝影理論的研究，批駁“凡是攝影者都是低能兒”“照相比不上圖畫”等說法，進一步闡發攝影美學價值，呼吁攝影藝術“最重要的是能表示中國藝術的特色，發揚中國藝術的特點”（陳萬里：《大風集》自序，1924年），并提出攝影藝術的個性化、民族化的理論訴求。在攝影尚未完全被國人接受、攝影作品沒有被列入藝術作品的時代，近代中國攝影師群體組建攝影團體，以研究攝影為宗旨，舉辦攝影展覽，出版攝影作品集，通過提高攝影作品的質量，以影像作品向社會推廣和宣傳攝影理念，普及攝影知識，逐漸改變傳統社會對攝影的觀念和態度。當然，早期攝影團體內部仍然存在著諸多問題，如大部分攝影團體存在時間不長，團體內部組織較為松散等。但總體而言，20世紀初期的攝影團體不僅為中國影像文化傳播和本土化探索作出了貢獻，同時也為提高攝影師專業素養提供了交流平臺。
隨著攝影師群體的不斷壯大，除了成立攝影團體外，攝影師群體還積極組建攝影同業工會組織。1919年，廣州率先建立廣州攝影公會，隨后改名為攝影工會，該工會一經成立，便開始為工人爭取福利待遇，替職工調節勞資糾紛，向攝影工人傳授攝影技法，并于1922年發行《攝影雜志》，該雜志是國內最早出現的攝影月刊。雜志發刊詞中提出：“是以文明國民，莫不有攝影之常識，試即日本而論，自都市以至僻壤，莫不有攝影俱樂部之設。”將攝影的普及與文明國民的身份認同等問題聯系起來，體現了攝影師群體在爭取話語權力和商業競爭中的努力。1924年，廣州攝影工會成員鄧燕初、林庭禮等人組成斗爭委員會，發動全市攝影工人罷工，支持省港大罷工，并選派代表出席中共廣東省工委召開的“廣州工人代表會”及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的“中國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黃容光：《八十春秋倩影長留》，《越秀文史》2000年第8期，第69~74頁）。攝影工會非常注重行業自治及推動行業發展的各種舉措。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尋求發展，照相同行間常以開張、周年慶等借口，雇用樂隊宣傳造勢，散發傳單，以低于市場價來招攬顧客。面對惡意的價格競爭，照相業同業公會提出“為該業信譽計，為商業道德計，自亦不宜常此放任如許敗類之囂張也……原照相同業自今年起，一洗過去污點”等倡議（培雯：《一年來的照相業》，《社會畫報》1948年第2卷第1期），積極采取措施抑制有損市場的價格戰，有效控制不正當競爭現象的抬頭。
攝影師群體與近代中國社會
近代中國攝影師不僅是新型視覺形式創造者，同時也是近代文化變遷的見證者、記錄者。攝影技術的發展傳播也預示著讀圖時代的到來，近代中國攝影師以影像為依托，利用鏡頭來觀察近代中國社會，通過影像來展現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敘事機制，深刻觸及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進程。其影響觸及近代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概言之有如下幾方面：
其一，記錄近代社會變遷。近代以來，中國攝影師以獨特的視角記錄了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為國人留下了豐富的視覺片段和寶貴資料。如廣州“十八甫”黎鏞所攝《廣東制造軍械廠機器圖》，為民眾呈現了近代以來軍械工業建設的多元面貌。又如慈禧太后死后，天津福升照相館攝影師拍攝了大量“奉安大典”中慈禧出殯、下葬的照片，客觀、真實記錄了帝制后期慈禧喪事的奢華場面，拍攝“奉安大典”也成為紀實攝影在中國社會的先期實踐。
其二，協助處理行政事務。在人事管理上，舉凡政府機構招考職員、學生考試之前都要提供“照像二紙，持像前往到堂，當面比較，倘不相符，立即扣除”（《供事傳聞》，《大公報》1904年8月2日）。攝影師所拍證件照被用于查驗身份，有效避免了冒名頂替事件的發生。在維護社會治安上，攝影師拍攝照片開始用于偵破案件，緝拿嫌疑人，相較之前以繪畫協助破案而言，不僅提高了辦案的準確率，同時也促進了辦案效率的提高。
其三，豐富了民眾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國攝影師群體作為視覺文化的傳播者，大大豐富了民眾的日常生活。隨著攝影迅速傳播開來，民眾對影像的訴求向日常生活留影等多個方面發展。對于民眾而言，攝影更是一種時尚，不僅社會名流喜歡拍照留作紀念，更有不少政客、明星等熱衷于照相，他們將照相視為一種時尚，將照片作為一種社交禮物饋贈朋友，使影像文化成為民眾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