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嘉賓：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王昌林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院長 顧學明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毛艷華

主 持 人：光明日報記者 張勝

編者按：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并指出這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當前，我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就是要在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基礎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們應當怎樣理解現代化經濟體系，又該如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本版特約請國家首批高端智庫試點單位相關專家就此進行深入闡述。

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變化

記者：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抓住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及與之適應的經濟政策框架，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高。請問各位專家，應如何正確理解和深刻把握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論斷？

顧學明：從發展階段來看，我國發展階段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發展質量取代發展速度成為未來發展的第一要務。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對此，要堅持質量第一，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

經濟效益成為未來發展的主要導向。經濟增長是速度、質量和效益的統一。未來在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同時，要更加注重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導致產能過剩、行業效率低下和運轉不靈，特別是經濟發展未能有效地惠及民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就是要整治生態環境不放松，更加注重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加注重補齊民生短板。要推動效率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

科技創新驅動成為未來增長的主要動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國充分發揮了傳統要素的比較優勢。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等傳統生產要素在供給量、價格等方面的資源紅利優勢日趨弱化。以勞動力成本為例，2006—2015年，我國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工資總額在10年間增長了3.6倍，制造業平均工資已處于相對較高水平。因此，進入發展新階段要把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從依靠要素、投資拉動為主轉向依靠創新驅動為主，推動經濟發展動力變革，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

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來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從需求方來看，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持續推進，我國消費需求步入快速發展的新車道。2016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4.6%，在消費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消費升級步伐加快，我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消費層次正由溫飽型向全面小康型轉變。人們的物質文化層面的需求開始分化、升級，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

從供給方來看，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顯著提高，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進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問題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一些事關民生消費的中高端領域有效供給不足，造成消費外流問題嚴重，國內消費潛力難以充分釋放，已經成為居民消費升級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要從供需兩端發力解決供求錯配問題，特別是加快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創造良好的條件和環境。

王昌林：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告別短缺經濟時代，解決了總量不足的矛盾，現在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集中表現在：從產業體系看，產能普遍過剩，但高品質高性價比的產品、高知識技術密集型產品、社會必需的基本公共服務產品供給不足。同時，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結構性失衡。從投資看，投資積累率很高，但缺乏較好的投資項目，高儲蓄難以轉化為有效投資。從消費看，部分人群有消費需求意愿但支付能力不強，部分人群有一定支付能力，但因公共服務和保障水平不足而使得預防性儲蓄強烈，潛在消費需求難以有效釋放。從要素供給看，我國勞動力、資金、技術等要素供給總體充裕，但供給質量和結構不適應經濟結構優化和動能轉換的需要，資金過剩但進不了實體經濟領域。這些是當前我國經濟體系存在的突出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主要矛盾是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不適應需求的變化，因此，必須要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毛艷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沿海地區率先加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發揮比較優勢與發達國家建立了產業分工聯系，尤其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經貿規則的接軌推動了我國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當前，我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在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從1990年不到4%上升至2014年超過20%。但在全球價值鏈貿易中，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通過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不斷深化，占據了全球價值鏈的高端，處于引領型創新的位置；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位于中低端，處于應用技術型創新與服務型創新的位置。

在這種國際分工模式下，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生產力水平獲得了明顯提高，但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一直難以解決。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一方面，民眾不再單純追求廉價消費品數量的增長，而更重視產品的質量、科技和設計內涵；另一方面，民眾對閑暇時間、宜居生活和環境質量的要求也顯著提高。此外，由于過去的增長模式不夠平衡，一些落后區域的居民未能充分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的需求正是下一步經濟發展模式轉變所需要解決的。因此，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的深刻變化所產生的必然變遷。

另外，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競爭已由價值鏈份額創新競爭階段進入價值鏈升級競爭階段，由過去的實物資本競爭轉變為知識資本競爭。因此，順應和引領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和產業革命趨勢，要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從而實現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