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要求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此后，中國的智庫建設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時期。其中，國際問題類智庫的表現尤為突出。

發展迅速 影響日增

據統計，在2015年12月國家公布的首批25家高端智庫中，與國際問題研究直接相關的就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中國現代關系研究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武漢大學國際法研究所、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5家。其他如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央編譯局、新華社、軍事科學院、國防大學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等也都涉及國際問題研究。與此同時，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每年公布的《全球智庫發展報告》中，中國國際問題類智庫排名繼續領先。據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研究項目（TTCSP）研究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2016》，2016年全球共有智庫6846家，其中美國是世界上擁有智庫數量最多的國家，有1835家。中國緊隨其后，列世界第二智庫大國，擁有智庫數量達到435家。在這435家中國智庫中，進入全球綜合排名榜單175強的有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第33名）、中國社會科學院（第36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第39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第52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第73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第79名）、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第111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第149名）等，絕大多數是國際問題類智庫。

國際問題類智庫發展迅速、國際影響增強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國際地位的上升和參與全球治理的深化。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了解中國的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使得中國主張、中國方案得到許多國家的關注，而對外關系的復雜性、技術性、專業性也要求我國各級政府部門更加重視來自智庫的意見和建議。

活力增強 特色鮮明

近年來，國際問題類智庫的發展呈現出如下幾個新特點。

第一，與政府政策對接更加緊密。以往國際問題類智庫與政府有關部門的政策對接比較有限，除了中國現代國家關系研究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當代世界研究中心、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由于掛靠部委和有關機構，可以直接為相關部門乃至中央的外交決策服務，其他國際問題類智庫，特別是高校和民間的一些相關智庫與政府部門間上情下達和下情上報的渠道很少，導致政府難以獲得有價值的政策建議，而智庫研究往往又與政府需求離題千里，自彈自唱。現在，不僅25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每年要承接一大批中央有關部門和機構直接下達的指定課題，其他各級領導也高度重視國際問題類智庫的作用，特別是在對外交往比較密切的部門和地區。例如，上海市委、市政府就非常重視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以及上海社會科學院相關研究所功能的發揮。

第二，參與軌道外交的作用更加突出。國際問題類智庫的一個很重要作用，就是發揮正式外交之外的軌道作用。這些年來，中國國際問題類智庫在這方面的表現更加突出。例如，中韓建立了1.5軌對話機制并于2015年7月在珠海舉行了第一次對話，其間就有中國國際問題類智庫的學者參加；2016年，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國際中心和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共同舉辦了“2016中美能源二軌對話”；中國國際問題學者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人數每年增加，發言也更加積極，同時由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和中國國際戰略學會聯合主辦的香山論壇也在升為1.5軌對話機制后影響日益顯現；主要由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承辦的非官方國際安全論壇“世界和平論壇”在全球的影響也在不斷擴大。

第三，主導國際智庫聯盟和網絡更加主動。國際性的智庫聯盟和網絡往往對應相關的國際合作機制，具有一定的二軌性質，同時也具有思想庫作用。例如，東亞思想庫網絡是“10+3”東亞區域合作機制中第二軌道外交的一個活動平臺，是“10+3”東亞國家領導人會議正式認可的學術交流與研究機制，中國外交學院作為協調單位參與其間。這些年來，中國國際問題類智庫不僅參與這類智庫聯盟和網絡，而且開始主動倡議、主導和塑造。眾所周知，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T20）是二十國集團（G20）重要外圍會議之一，是全球智庫代表為G20貢獻智慧與思想的重要平臺。中國不僅有許多相關國際問題類智庫參加，并且在2016年杭州G20峰會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聯合在北京主辦了2016年二十國集團智庫會議。受外交部委托，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牽頭組織了亞信智庫圓桌會議，成為亞信的一個重要機制。2015年11月，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期間，各方聯合發布的《蘇州綱要》中明確指出，歡迎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組建16+1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此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努力下，“中國中東歐國家智庫交流與合作網絡”成立，并成為“16+1”合作框架內國內外中東歐學術研究及智庫合作的重要協調平臺。

第四，民間智庫大量涌現并發揮作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由于比較敏感，政策要求高，民間或者多少具有一定官方色彩的“準民間”智庫曾經比較低調和邊緣。但是，伴隨著相關領域改革的進一步推動，以察哈爾學會、中國國際戰略學會、中國南海研究院、全球化智庫等為代表的民間智庫，近年發展勢頭非常迅猛。前面已經提到，中國國際戰略學會是著名的香山論壇的合作主辦方，而察哈爾學會、中國南海研究院、全球化智庫在推動公共外交、深化南海問題研究和倡導國際人才交流方面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此外，有些民間國際問題類智庫在構建國際對話平臺方面也非常積極。例如，東中西部區域發展和改革研究院與波蘭經濟大會基金會每年合作舉辦的“中波智庫對話”，就是在“一帶一路”倡議以及“16+1”框架下，為促進中波以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交流和發展建立的非政府智庫公共外交對話平臺，并取得了不少實效。

第五，區域國別類智庫特色更加鮮明。有一段時期，國際問題類智庫重心過于集中于戰略研究，往往對區域和國別的重視程度不夠。最近幾年，隨著教育部對國別研究的支持，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對國別研究需求的加大，許多研究機構，特別是一些高校，開始重視區域國別類智庫的建設，形成了一批特色鮮明的研究中心。僅以上海地區為例，復旦大學除了以美國研究中心為依托深化美國研究外，最近幾年也加強了對南亞、北歐等區域的研究；上海外國語大學不僅繼續立足中東研究所，強化中東國別研究，還發揮自身外語資源富集的優勢，積極拓展英國、德國問題研究；此外，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猶太研究中心、上海大學的土耳其研究中心和拉美研究中心、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下屬的上海美國問題研究所等都非常活躍，并居于國內領先地位，擁有一定的國際影響。

第六，旋轉門制度逐漸開始形成。旋轉門機制可以加強政府官員與智庫學者之間的溝通，密切智庫與政府內部的聯系，從而使得智庫的決策建議更加符合政府需求，同時為政府部門儲備相應的人才。就中國目前的旋轉門制度來看，外交部門官員和智庫研究人員之間的交流相對其他領域還是比較順暢的。以前，主要是在外交部、中聯部駐外機構與研究機構之間的內旋轉，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目前的院領導大多曾駐外。近年來，外交機構與系統外智庫的人員之間的外旋轉也開始逐漸增多，通過高級外交官的招考、招聘研究人員去駐外機構研究室工作等途徑，一部分智庫人員得以進入外交系統工作或掛職，這非常有助于他們的研究和發展。此外，一些在外交系統中工作的同志到了智庫，不僅可以貢獻自己豐富的外交經驗，而且還有助于積極推動國際問題的研究。例如，許多大使退休后都應聘在各類智庫工作，利用自己的人脈和經驗，幫助智庫發展對外關系，提供政策建議。

當然，國際問題類智庫在迅猛發展、影響日增的同時，也還需要注意一些問題。例如，與我國對外關系發展的需求相比，真正講政治、知戰略、懂外交、善外語的智庫人才還是十分有限，特別是研究一些小國的專家就更少；又如，不少國際問題類智庫舉辦的論壇和會議，形式大于內容，還處于造聲勢的階段，而且有一哄而起現象，如何“去虛火”，求實效，還是要不斷努力；再如，有些相關智庫和高校，特別是民間智庫，在積極發揮智庫作用的同時，如何切實增強國家安全意識、信息安全意識、保密紀律意識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作者系上海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原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