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靜嫻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講師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主要矛盾闡述的改變，背后反映出國內經濟供給、需求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同時也將影響下一步政府政策出臺和工作重點。
一、 人民需求從數量到品質，從單一到多元
有關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表述，從黨的八大時提出的“國內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到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時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直至十九大的最新闡述，這一系列變化背后反映出我國經濟供給、需求內部的結構性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按照世界銀行統計，2016年中國GDP總量為11.2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8123美元。中國已經成為世界GDP第二大國，貿易第一大國。隨著物質條件的不斷改善，國人的消費需求正逐步從數量滿足轉變為品質享受。
近年來“國人到國外買奶粉、買電飯煲，甚至買馬桶”的新聞不絕于耳，這并不是因為中國國內生產不了這些產品，而是因為國內消費者對生活品質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為產品“質量”這一特性支付的意愿越來越強。除了到國外“買買買”之外，英國《金融時報》今年的一篇報道還指出，中國人出境消費中購物占比首次出現下降：已經從2013年時的47%降至2016年的37%。而同期的住宿、餐飲和娛樂開支占比卻從31%上升至了44%，這表明國人在旅游方面越來越注重精神層面的“體驗式”消費。此外，國人對于高質量教育的需求也越來越強，出國留學人數屢創新高：2016年我國留學人數為54.45萬人，是2008年時的17.98萬人的三倍多，2008-2016年間出國留學人員年平均增速超過15%。
在解決溫飽問題后，國人對于自己身心健康的關注程度也不斷上升。對于城鎮居民而言，醫療保健支出占消費性支出比重已經從90年代初的2%左右上升至目前的6-7%。不僅如此，“健身”這一詞匯正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日常語境中。據中國企業研究院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健身俱樂部的會員人數較2008年增長一倍，達到660萬。同時，“跑步”這一運動方式也為越來越多的人所喜愛。中國田協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馬拉松參賽人次超過150萬，是2011年時40萬人次的近4倍。全國跑團數量超過12萬個，常年參與跑團活動的總人次超過1000萬。另一組有趣的數據是百麗國際控股的銷售數據，這家中國第二大鞋企2016年在華鞋類銷售同比下降9%，但運動鞋銷售收入卻上升16%。這一降一增背后反映的是人們對運動的重視，以及民眾觀念的轉變——即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在工作、休閑場合穿著隨意、舒適。
二、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表現
一方面是消費需求的結構性分化，另一方面是我國在經濟發展上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日益凸顯，兩者共同決定了我國未來的主要矛盾。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以“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度量，這一比值已經從1982年時的1.82一路上升至2009年時最高的3.33。最近幾年比值雖略有下降，但依舊保持在3左右。相比之下，城鄉的支出差距雖然略小于收入差距，但趨勢上也十分類似：城、鄉人均消費性支出比值已經從80年代初最低時候的2.0上升至2003年時的峰值3.35，此后穩定在3.0左右。
二是地區、行業間差距不斷拉大。2016年中國內地31省級行政區地區人均GDP排名中，天津、北京和上海位列前3，人均GDP均超過了11萬元。但同時排名最末的三個省級行政區人均GDP卻均低于34000元。就行業間比較而言，若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行業平均工資來看，近年來工資增長最快的是金融、保險業以及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而一些傳統行業，如制造業、批發零售等行業工資增長則十分緩慢。
三是經濟結構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一是表現在“三駕馬車”動力，投資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需要改變，2008-2009年時投資占GDP比重甚至一度接近50%。二是民營經濟活力還有待提升。十九大報告中再次明確了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決心，要改變民營經濟的“玻璃門”現象，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也有待解決。
四是產業結構發展不平衡。相比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三產業占比依舊過低，這客觀上也是受限于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水平。以2015年數據為例，中國的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9%、41%和50%，而美國相應占比分別為1%、20%和79%。從就業人數來看，2015年美國在農業部門就業比例僅為2%，而服務業占比卻高達80%。相比之下，中國服務業就業人數僅占總就業的42%，同時仍有近30%就業留在農業部門。此外，在產業內部，還存在部分行業產能過剩、高新技術產業和核心技術研發發展不足的問題。
五是收入分配不平衡程度加劇。我國基尼系數依舊較高，一些來自微觀層面的數據所反映出的收入不平等問題不容忽視。收入不平等背后折射出的問題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教育、醫療、借貸等資源分配的不平衡。
三、 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原因及對策
上面提到的種種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象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彼此關聯的，其根源還是在于我國以往采取的重工業優先、投資驅動經濟增長方式。
改革開放初期，為了保證重工業的優先發展，一些要素市場被人為扭曲（例如：匯率、利率價格等），后果就是農村向城市輸血，資本價格被人為壓低。當要素價格存在扭曲的時候，資源分配就不可能合理，這也是造成許多地區、行業、產業間的不平衡的原因。同時，為了保證生產要素流向政府合意部門，所有制間歧視就在所難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就是其中一個反映。
此外，在制度配套方面也存在不足。在環保、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方面的社會政策沒有及時跟上，這也客觀上擴大了經濟中各種發展不平衡的情況。
未來，要從根本上扭轉發展中存在的種種不平衡、不充分的情況，一是要改變發展理念，摒棄過去“唯GDP論”的考核體系。“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政府應在考核體系中更多考慮環保、民生等指標。
二是要深入推進市場化改革，糾正要素價格扭曲。按照十九大報告要求，未來匯率、利率市場化改革還將穩步推進，使價格能真正發揮信號機制作用。同時在市場準入放開、區域合作、市場監管等方面都有待完善。
三是保證環保、收入分配、社會保障等配套措施跟進。市場的力量十分重要，但一些外部性問題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市場來解決。要保證社會的公平、公正，做到“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就需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保體系和民生安全網。這方面，公共政策尤其是財政支出結構改善應該是政策發力點。也只有這樣，許多經濟領域的問題，例如：處置僵尸企業、國有企業改革、政府職能部門改革等，才能得以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