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該藍皮書中，前駐舊金山、紐約總領館經濟商務參贊，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高級研究員何偉文針對2015-2016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井噴現象，提出“寧可慢些，但要好些”的主張。。
何偉文肯定了中國企業的跨國并購戰略意義，認為是企業自身核心產業全球化延伸擴張的合乎邏輯的過程，是企業全球化發展戰略的內在需要，是實現資源和市場全球最佳配置、覆蓋全球價值鏈并從根本上提升自身國際競爭力的戰略步驟。但是在投資領域存在房地產投資比重過大，高端制造業尤其是生物醫藥工業并購和投資滯后的問題。
2015年和2016年前四個月，中國企業購買或綠地投資海外高端制造業出現良好勢頭。清華紫光、中化、海爾等都是典型例子。除了清華紫光和中化收購先正達外，在高端制造業研發和生產領域，我國企業并購和綠地投資力度遠不如房地產、酒店和娛樂。其中一個突出領域是醫藥工業和醫療行業。生物醫藥工業不僅關系到13億人的生命福祉，而且集中了現代科技諸多領域，包括生物技術、化學、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的優秀成果。因此無疑是我國企業海外并購和投資的重點。但這方面迄今的并購和投資規模與房地產、酒店行業相比黯然失色。
何偉文高級研究員針對以上現象，提出了戰略設計和政策調整建議，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對業已進行、正在進行和近期計劃的1億美元以上重點并購項目進行小結,看其是否符合企業全球化發展的自身要求；進行市場可行性回顧；分析企業杠桿率和償債預期；看其是否得到被收購方所在地政府和民眾的支持。二是對照國家發展的產業體系要求，看其是否符合國家十三五規劃相應方向；對照中國制造2025規劃，看是否有助于它的實現。三是根據十三五規劃產業體系的要求，頂層進行主要行業海外投資并購的指導戰略框架，包括規模、對象、具體目的、預期效果等。四是進行必要的政策調整，從普遍鼓勵走出去，轉為區別對待。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每年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進行調查，2016年度的CCG調查采用問卷收集和企業訪談方式。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進行的調查顯示，企業對外投資呈現出以下突出的特點：
1.企業對“走出去”意愿強烈
受CCG調查企業均表示有“走出去”的發展規劃，其中73%已經開展實施，27%處于擬開展階段。參與CCG調查的企業63%是民企，有28%是國企，還有近一成是混合所有制企業。
2.企業對外投資額增長明顯，中小規模對外投資勢頭旺盛
與2014年底相比，在2015年21%的受CCG調查企業的對外投資總額在30億美元以上，2014年的占比為13%。這些數據反映出近一年來單個企業對外投資額的增長較明顯。
3.“走出去”企業傾向于與當地企業結成合作伙伴
大部分受CCG調查企業在“走出去”的運營過程中對當地企業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賴。在受CCG調查企業中，三分之二的企業在目的國有當地企業作為合作伙伴，這項結果與受CCG調查企業對當地企業的依賴度相吻合。
4.與當地中國籍企業合作大于競爭
在受CCG調查企業中，與投資目的國內的中國籍（含港澳臺企業）企業之間存在“上下游合作關系”、結成“產業聯盟”的分別占比42%和38%。由此可見，中國企業投資海外已逐步告別過去的單槍匹馬和惡性競爭，“抱團取暖”逐漸成為主流。
5.融資來源主要是企業利潤積累、資本市場、銀行貸款與投資伙伴參股
從“走出去”融資來源看，67%的受CCG調查企業靠自身利潤積累實施“走出去”。由于大部分受CCG調查企業為民營企業，可以看出民營企業的融資能力有所增強；越來越多的企業通過尋求合作伙伴，整合優勢資源來獲得投資；政府撥款和私募資金等正在發揮作用，但力度有待提升。
6.提升品牌成為企業“走出去”的主要驅動力
在影響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因素中，“提升企業品牌”、“規避國際貿易壁壘”、“國內外政策支持”和“目的國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是關系最密切的因素。其中，提升企業品牌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希望通過對外投資和跨國并購來實現的戰略目標，是企業“走出去”的主要驅動力。優惠的招商、融資和稅收等國內外政策支持對于企業“走出去”也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7.企業投資意愿受目的國的法律審批、稅收政策影響最大
目的國的法律審批環節是企業“走出去”的一道門檻，部分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不熟悉當地的法律法規而遭到阻礙，造成不必要的損失。稅收減免政策與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和盈利能力密切相關，如果目的國能夠給予企業稅收減免方面的優惠政策，則大大提高企業投資的意愿
8.國際人才缺乏、文化差異大、政策不熟悉構成企業國際化經營最大的制約因素
CCG研究發現，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遭遇的對目的國政治經濟形勢缺乏了解、文化沖突、企業管理水平低下等，加大了對外投資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彰顯出企業跨國投資經驗的不足。解決這些問題，歸根結底要靠專業的國際化團隊。人才問題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的關鍵瓶頸。
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對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進行的調查，CCG發現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中遇到一些典型的問題。
1.運營成本高、政策不一致、勞動力水平低、工會勢力大、基礎建設不足較為突出
CCG調查發現，42%的企業認為在投資目的國當地的運營成本過高，27%的企業認為“當地政府政策不一致”造成了困擾，此外“當地工會勢力龐大”、“當地勞動力水平欠佳”和“當地基礎設施不足”也是企業在當地運營中面臨的突出問題。
2.人力成本、稅務負擔和融資成本推高企業運營成本
62%的企業認為人力成本是造成運營成本高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稅務負擔（47%）和融資成本（40%）（如圖16）。這與前面受CCG調查企業認為當地稅收減免政策和國際經營人才是重要影響因素的發現一致。
3.國家政策支持的宣傳和覆蓋面有待擴大
在“走出去”中獲得我國的政策支持方面，累計約六成的企業表示獲得過“低息或無息貸款”（22%）、“優先獲得外匯”（20%），以及“對固定成本或營業成本的補貼”（20%）等一項或多項政策支持。除此之外，“優先獲得返銷配額”（9%）和“低價或免費保險”（7%）也是我國政策支持的方式。然而，近四成受CCG調查企業表示沒有獲得國家政策的支持。
4.中國企業認為對外投資政治性風險高，宏觀經濟風險相對最低
高達71%的企業認為在治理薄弱國家的合同方不守約和政府腐敗的風險度高，相比之下，認為這兩種風險在治理完善的國家存在程度高的企業分別只有23%和15%。此外，政策變動（65%）、政治動亂與戰爭（59%）以及被當地資產國有化（58%）也是受CCG調查企業認為在治理薄弱的國家所面臨的高風險，相對而言，僅有約兩成的企業認為這三個風險在治理完善的國家的程度高。
值得注意的是，受CCG調查企業認為的在治理薄弱的國家風險程度相對最低的是安全審查或政府阻撓方面（56%），而在治理完善的國家，企業認為其所面臨的風險最高的就是安全審查或政府阻撓（30%）。
同時，不論是在治理薄弱的國家還是在治理完善的國家，受CCG調查企業認為風險最低的都是宏觀經濟風險，分別占13%和56%。在實際案例中，雖然企業擔心更政治風險，但宏觀經濟風險對企業的對外投資也影響顯著。例如，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公布的數據，2008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相比2007年由1.83萬億美元減到1.45萬億美元，下降了約21%。其中2008年發達國家獲得的FDI為8401億美元，比2007年減少32.7%；發展中國家所獲的FDI為5177億美元，較2007年漲幅降低。經濟危機下的FDI撤資表明，目的國經濟發展水平和穩定性與企業對外投資利益直接相關。
5.對外投資風險應對能力有待加強
面對海外投資風險，67%的受CCG調查企業選擇“加強與中國使館、駐外商業機構、華人組織等聯系”。此外，“與目的國當地企業合資合作”（51%）以及“盡量多雇傭當地人”（47%）、“購買海外投資保險”（42%）和“尋求目的國當地法律保護”（42%）是近半數企業采取的應對風險之策。有近三成企業選擇“聘用第三方專業公司來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31%）、“取得目的國政府的支持協助”（31%）和“加強自衛能力及安保措施”（31%）。此外，“尋求國際組織的幫助”（24%）和“使用對沖等金融手段”（20%）也是部分企業應對風險的選擇之一。企業“走出去”一方面需要提前做好詳盡的經濟、法律、政治和環境等方面的風險評估，同時也要注意提高企業自身在法律、財務和行業等方面的風險應對能力。
6.海外社會責任履行需要進一步提升
藍皮書顯示，在企業海外社會責任的管理和實施方面，27%的受CCG調查企業表示在海外發展戰略中有社會責任的描述，38%的表示“與各相關方建立了有效的溝通機制”，31%的企業表示“有專門負責海外社會責任的部門及主管”，以及“已編寫發布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31%）、“已制定海外社會責任目標和管理方案”（24%）。
7.智庫應加大力度服務企業“走出去”
在獲得對外投資信息的渠道方面，60%的受CCG調查企業通過“行業協會、商會、同行企業”渠道，其他來源依次是“相關國家部門，如商務部”（33%）、“已經走出去的，在當地的中國企業”（29%）、“國家頒布的投資指南或其他指導性文件”（27%）、“中國駐外領事館或其他駐外機構”（24%）。從中可見，行業渠道和官方渠道是企業獲得信息的最主要來源。值得注意的是，通過智庫平臺獲取信息的企業占比達24%，彰顯出智庫在幫助企業提供信息方面的重要作用。
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對中國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調查，被調查企業認為，“一帶一路”投資環境有待改善，“一帶一路”經營模式需適應沿線國家的有效需求，它們對“一帶一路”樂觀展望，未來投資力度有望加大。
1. “一帶一路”投資環境有待改善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投資環境進行評價時，40%的受CCG調查企業認為“天然資源豐富”是較大優勢，“資產價格便宜”僅受到少數企業的關注（13%）。然而，“政治風險較高”（36%）、“發展水平較低”（33%）、“法制化程度較低”（31%）、“金融資源不足”（29%）、“政府治理水平較低”（29%）也是企業關注的因素，反映出企業對“一帶一路”的機遇和風險已有考量，將有助于做出更加審慎的投資決策。
2. “一帶一路”經營模式需適應沿線國家的有效需求
在“一帶一路”對外投資的多種經營模式中，58%的受CCG調查企業選擇在海外建立國際合資企業，有50%的企業看重海外并購。這一方面與中國企業對這樣的投資模式輕車熟路相關，另一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環境差異大，建立國際合資企業有助于分化風險。
另外，出口產品也是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主要方式（39%）。大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限，蘊藏的市場體量大，出口產品成為擴展海外市場的重要方式。相比之下，授權海外商家連鎖加盟，許可海外商家生產銷售本公司產品，和代工生產這樣的經營模式也適合部分國家，但企業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初級實施階段還相對較少看重。
“一帶一路”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企業要想從中擴大海外市場和提高競爭力，需要充分CCG調查目標國的投資環境，避免表面上市場廣闊而有效需求不足的盲目投資，根據沿線國家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等顯著差異，提升企業的國際化經營和管理水平。
3.企業對“一帶一路”樂觀展望，未來投資力度有望加大
在“一帶一路”投資目的國經濟展望方面，73%的受CCG調查企業表示看好，其中44%的計劃擴大投資，29%的尚未有擴大投資計劃。尚有24%的企業在評估當中，3%的企業表示“不清楚”（如圖27）。由此可見，絕大部分企業都十分關注在“一帶一路”投資。
在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投資意愿方面，33%的受CCG調查企業在該戰略倡議提出之前已經有投資；5%的表示在該戰略倡議提出之后，增加了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13%的表示“已有投資計劃，但尚未實施”；42%的企業表示“有投資意愿，但尚沒有詳細計劃”；還有7%的企業目前沒有投資意愿。由此可見，高達93%的企業關注“一帶一路”，其中38%的企業已在“一帶一路”投資。但是5%的企業在國家戰略倡議提出以后落實了投資，表明企業主體對投資“一帶一路”還是十分審慎的，這與前面企業對“一帶一路”投資環境評價的發現一致，也與本次CCG調查中民營企業占比較高有一定關系。
目前，“一帶一路”正在加快建設，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融資平臺也投入運行，地方產業基金、商業銀行也支持企業赴“一帶一路”投資。結合國內企業轉型升級和產能合作的現實需求，預計未來將有更多企業走到“一帶一路”上。
更多相關信息請參閱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研究編寫、社科院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企業國際化藍皮書《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6）》
關于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
CCG是中國領先的國際化智庫，成立于2008年，總部位于北京，在廣州、青島、深圳/東莞成立了三個研究院，在上海設立了辦事機構，在香港、華盛頓、紐約、倫敦、法蘭克福、巴黎和悉尼設海外代表。CCG致力于中國的全球化戰略、人才全球化和企業全球化等領域的研究，目前擁有全職智庫研究和專業人員近百人。CCG連續三年發布《中國企業全球化藍皮書》等報告，并連續三年舉辦“中國企業全球化論壇”和相關研討會，推動企業和人才全球化。在全球最具影響力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全球智庫報告》中，CCG入選全球最值得關注智庫百強，在中國頂級智庫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居中國社會智庫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