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貞曄 中國政法大學全球化與全球問題研究所副所長、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

G20杭州峰會公報概括的包容與聯動式發展成果內容豐富，開創性地將G20機制塑造為一種內涵全面的全球發展機制；包容性發展強調構建合作共贏的全球發展伙伴關系、取得普惠性發展成果，并將公正合理置于全球發展治理機制的核心；聯動式發展強調經濟發展的各領域、各區域和國家層次之間的合作、互通和關聯，強調世界經濟與全球發展中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峰會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重要的成果，其重要原因在于，杭州峰會背后有取得巨大發展成就的“中國經驗”作支撐。

以貿易和投資促進發展。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經濟發展中面臨資金短缺、技術短缺和國際市場短缺的問題，但是在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發展中，中國借助對外貿易和外來投資，有效地吸收和利用了來自國際社會的資金、技術和貿易市場，使自身獲得更快發展。

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實現發展的先行步驟。基礎設施是制約發展的主要瓶頸，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基礎設施制約瓶頸不斷松綁、國內大規模投資和經濟不斷成長的過程。在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領域，中國的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正效應。在能源領域，中國在過去30多年里的電力生產能力增長了11.6倍，發電量供給增長了11.8倍；在交通領域，中國在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上實現了快速發展，鐵路營業里程增長了50.9%，公路里程增長了3倍，民用航空航線里程增長了17.9倍，主要沿海港口年貨物吞吐量增長了11.5倍；在通信領域，中國已經建立起了覆蓋全國、通達世界、技術先進的通信基礎網絡，全國固定電話用戶和局用交換機容量分別增長了189倍和125倍，移動通信和寬帶網絡規模都居世界第一。自新世紀以來，中國領導人在各種國際場合強調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重要性，并結合中國經驗將之確定為對外合作和經濟援助最為務實的領域，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一帶一路”構想等更是中國以自身發展經驗主動為世界各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的重要國際公共產品。

“中國式創新增長”。在中國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國式創新增長”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這首先表現為在技術短缺的條件下，對外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成為彌補“技術短缺”的最重要創新發展渠道，對外貿易、外來投資以及由此帶動的工業化進程是中國發展中最重要的創新性增長來源；其次是以數字經濟為核心的商業模式創新和以“互聯網+”為核心內容的新工業革命和智能產業的崛起，成為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揚長避短、實現創新的新興經濟增長點；再次是以自身發展面臨的結構問題為牽引，積極探尋經濟結構調整與改革的方式成為新世紀中國經濟獲得進一步發展的突破口，并在近30年來的發展中成為改革和實現經濟增長戰略的核心議程。

“中國式計劃和執行”。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發展中，黨和政府在制定發展戰略和規劃、貫徹執行和評估督查規劃任務方面形成了一套完備有效的發展經驗。中國在發展中形成的“五年計劃”與中長期規劃和戰略目標制定的經驗，以及督查和考核任務完成的硬約束制度等，都給今天的全球發展提供了有益經驗。

當然，看到重大成果的同時，也還要檢視其中可能存在的短板和阻礙因素。

G20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可以將各項任務目標分解落實到貿易投資等各個部門和工作組的任務議程之中，而非僅僅在發展工作組予以推進。發展工作組在機制設置上屬于G20協調人渠道下的一個單獨工作組，其影響力與協調力相對有限，而近年來該工作組取得成果較大的領域如基礎設施建設、糧食安全與營養、僑匯和普惠金融等領域，與其他工作組議題相關性和交叉性強，在措施制定和推進方面需要進一步協調。因此，發展工作組需要提高層級設置以便發揮其應有的協調和推進功能。

G20需要更為嚴謹的發展評估機制。G20發展議題的國家行動方案評估強調非比較功能和成員的自愿性，與聯合國大多數發展議程的評估機制相比較為松懈。再加上其強調的國別方案依據自身情況確立自身優先發展領域，自行選擇政策指標，就執行結果的評估可以自行開展“自我量化評估”，以及針對不同的成員執行各項指標僅要求反映各自行動進程的“儀表盤”指示和解讀方法等，這些都使得發展領域的國別行動方案僅具有展示作用，而很難具有督促效應。G20要想在發展議題上發揮引領和示范作用，應將聯合國內有關發展議程的評估機制適當引入。

G20應該在成員間拓展更多的發展授權。G20的多項發展機制闡明，成員可依據自身情況選擇優先領域制定國別行動方案，這客觀說明了不同國家在不同的發展議題上具有不同優勢，G20發展機制可以就某一具體發展議題建立起激勵機制或進行某種形式的授權，以鼓勵相關國家依據自身的發展優勢，推動和引領相關領域的發展進程。比如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消除貧困和普及基礎教育等領域具有更為充足的經驗和能力，G20可鼓勵中國在G20平臺上組織和召集相關領域的論壇、推進委員會、全球研究和推廣中心等，以發揮各個國家特定優勢，推進相關領域的治理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