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內外部各種因素影響，近年來東亞地區合作與較量相互交織的現象更加突出，各種矛盾和問題將地區合作又一次推到十字路口上，經濟與安全合作下一步向何處走應引起特別關注。

近日，東盟與中日韓（10+3）、東亞峰會（EAS）和東盟地區論壇（ARF）高官會在老撾召開，為即將于下半年舉行的東亞合作領導人系列會議和系列外長會預做準備。這些機制構成了目前東亞地區合作主要內容，從表面上看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實際上是東亞各國及域外主要力量相互妥協與平衡的結果，也是相互適應、彼此接受的結果。

相互適應是一個動態過程，其基礎是力量對比、地區態勢與地區治理等客觀權力結構因素，同合作理念、合作意愿等主觀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東亞作為全球經濟活躍度最高的地區，相關因素的變動節奏也非常快，由此推動地區合作架構的演變進程同樣異常活躍。目前，盡管東北亞和南海地區安全問題升溫，但種種跡象表明，周邊國家間整體的相互適應程度實際上可能加深了，有可能建立起新的平衡，其穩定性較金融危機前更強，各方在此基礎上推動東亞地區合作實現共贏的可能性更大。

從合作理念上看，在經歷二十多年的相互較量后，東亞各國已經充分認識到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超國家權力組織短期內不可行，轉而在堅持漸進原則、差別原則和實用原則基礎上，將完善經濟、金融、安全和社會發展等各平行的功能性領域務實合作作為目標，相當于從歐洲模式轉向亞洲模式。當前，各國將主要精力和資源都集中在功能性合作領域，建立了一系列相互平行的功能性合作機制，這就找對了適合東亞地區合作發展的正確方向，在啃掉一些硬骨頭之后，東亞合作有望實現大的突破。比如，在剛剛召開的系列高官會上，中方表示“10+3”應聚焦金融、農業、減貧、互聯互通、產能與人文社會合作，東亞峰會應聚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政治安全“雙輪驅動”，東盟地區論壇則應聚焦非傳統安全領域。

從地區格局上看，當前這種合作架構同時照顧到多方面利益和舒適度，為開展務實合作釋放了空間。從根本上看，東亞地區秩序是由經濟關系塑造的，本地區的資金、技術、產品和人員流動主要在中、日、韓及東盟成員國之間展開，“10+3”機制反映了東亞地區合作的主要矛盾，是東亞合作之本。東亞峰會的不斷擴容，反映出周邊各種力量的存在和利益的均衡化發展態勢，同時滿足了各方面借勢制約中國崛起及確保自身利益兩方面考慮，南海問題的國際化趨勢即是例證。各方在這種架構下不斷調適立場，最終使得一些問題得以落定。比如，關于如何實現東亞經濟一體化曾有多重路徑，現在基本歸結到“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上，各方剛剛在澳大利亞珀斯結束新一輪談判，并多次確認爭取在2016年底前完成談判。若能談成，對東亞合作是重大利好。由此，東盟共同體（2015年已經建成）、RCEP及亞太自貿區的進展可推動東亞同時在東盟、東亞和亞太三個層次上實現區域合作進展。

從區域內外關系上看，“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導致東亞與亞太兩個層次步入新一輪互動過程，且幫助東亞國家找到了互動的“發力點”。以TPP的體量，這種相互適應將長期持續，由此為東亞合作提供了某種可預見性，是破壞性的創造。回顧歷史，東亞國家在東亞與亞太兩個層次的合作中曾經歷諸多曲折。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前，東亞合作是面向亞太的，政策和資源都向亞太方向聚集，地區國家希望通過亞太經合組織框架下的合作路徑，實現亞太經濟一體化，促進貿易、投資增長。然而東亞金融危機迅速終結了此輪互動，“東亞意識”覺醒，基于東亞新地區主義的合作不斷涌現，雖然不斷遭遇挫折，但大方向仍是向內合作，現存的幾個合作機制基本由此而來。2010年TPP舉行擴容后首輪談判，到2015年結束，5年來不斷攪動東亞地區合作。一方面對東亞合作有破壞性，另一方面又給東亞國家明確指出未來數年的主要矛盾所在，確定了未來東亞合作的大環境，給長期決策提供了基礎。

從中國與周邊關系上看，彼此磨合與接受的痕跡更加明顯，且具有螺旋上升的周期性特點。中國-東盟合作是冷戰后中國參與國際體系的一個重要起點，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戰略的許多新思想都和東盟在合作中積累的經驗有關。比如，中國東盟互聯互通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啟示，中國東盟合作基金對亞投行的啟示，中國東盟自貿區談判歷程對中國自貿區戰略的啟示等等，通過與東盟的相互適應，中國獲得了周邊外交的寶貴經驗。同時，周邊國家也在逐漸適應中國的崛起，其中地區合作重心的變化非常突出。比如，RCEP最早是由日本支持的課題組提出，其目的是與中國支持的“10+3”模式相競爭，通過拉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平衡中國。但隨著時間發展，現在RCEP在很大程度上是圍著中國在轉，能否成功要看中國是否支持

最后，相互適應的結果是在一個周期內走向“新常態”，建立“新平衡”，為和平、合作和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當前盡管亂象多，但深層次上可能有章可循，地區國家應該抓住其中閃現的機會，推動地區合作實現共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