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事前民調顯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總統參選人特朗普與希拉里分別在3月1日“超級星期二”大勝，朝著獲得本黨提名邁出了極為關鍵的一步。對共和黨黨內大佬與金主來說，要想阻擋特朗普獲得提名，幾乎只剩下了理論可能性。

　　用不了幾個月，我們就會知道特朗普能否獲得共和黨提名，甚至美國是否會出現一位“特朗普總統”。筆者更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所代表的某種現象，以及現象之下，美國政治正在經歷的變化、正在面臨的挑戰。

　　“怪人”特朗普在初選中并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在共和黨陣營，“茶黨”代表人物克魯茲目前排名第二；至于主流共和黨人，無論是溫和的杰布·布什，還是極為保守的盧比奧，只能逐漸邊緣化。在民主黨陣營，桑德斯自稱是“社會主義者”，長期以獨立身份活躍政壇。德國學者桑巴特有一本名著《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桑巴特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選舉制度以及金錢政治。然而就是在這個國家，桑德斯獲得了大量年輕選民的支持。在黨團會議“第一州”艾奧瓦，84%的年輕選民支持了桑德斯，給希拉里制造了巨大的麻煩。

　　近十幾年來，人們常用“極化”來描述美國政治：居于政治光譜左右兩邊的民主和共和兩黨立場越來越極端，政治主張向著光譜兩極移動。然而2016年的初選顯然不是“兩極”的。特朗普一些觀點與傳統共和黨大相徑庭，很難概括。他與克魯茲、桑德斯的崛起，毋寧說是美國選民當中民粹情緒的崛起。而民粹的背后，則是選民的憤怒情緒。在弗吉尼亞，在佐治亞，在阿拉巴馬，超過一半的共和黨選民說他們感到被國家“拋棄”。總之，越是憤怒的選民，越傾向支持特朗普。

　　2008年，奧巴馬與希拉里曾進行過一場歷史性的初選。當時美國選民對“兩場戰爭”與經濟危機的憤怒情緒極強，他們義無反顧地拋棄了共和黨、拋棄了民主黨主流派希拉里，選擇了“菜鳥”奧巴馬。現在看來，那場“地震”顯然并未完全釋放美國政治中蘊藏的能量。8年之后，如此之多的美國選民仍然要選擇“非主流候選人”，顯示他們與8年前一樣不信任華盛頓，不信任華爾街，不信任長期把持本黨的大佬、金主與政客。

　　從數據看，美國經濟早已走出危機。如此之多的“憤怒選民”涌現，顯示美國社會中的某些真實問題：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縮水，家庭收入徘徊不前，社會階層固化……1992年比爾·克林頓與老布什競選時有句名言：“問題是經濟，笨蛋！”24多年后，美國很多問題并不在經濟，而是在政治、在社會。全球化大勢之下，資本在世界范圍內逐利，導致全球各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美國也不例外。面對全球權勢分散與轉移，普通美國人的優越感喪失，安全感下降。奧巴馬打著“改變”大旗執政七年多，華盛頓政治惡斗并未改善。這些問題似乎無論哪個臺面上的政治人物都難以解決，在主流政治話語中似乎也沒有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因此，一些失去耐心的選民轉向一些極端的選擇：無論是“筑墻防移民”，“遣返穆斯林”還是同情“三K黨”，似乎都不在成為問題。

　　無論美國內外，很多人都相信美國民主制度的成熟以及美國選民的成熟。美國選民是否會最終拋棄特朗普并選擇一個“成熟”的候選人，或者隨著選舉進程深入、甚至進入白宮之后，特朗普是否會逐漸變得“成熟”，這一問題對美國政治制度的“成熟度”構成了一次嚴峻挑戰。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實際上是“綁架”了共和黨，其實這與美國松散的政黨制度有莫大關系。只要你自己注冊是共和黨人，你就是共和黨人而且就可以投入競選。美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導致一個很不典型、很不受黨內精英歡迎的參選人在黨內初選中一馬當先，很多共和黨高層已開始對本黨“黨魂”提出了疑問。正如南卡萊羅納州聯邦參議員本·薩斯所說，“我加入的共和黨是亞伯拉罕·林肯的共和黨，不是（三K黨領導人）大衛·杜克的共和黨。”共和黨將何去何從，“重塑黨魂”、發生分裂還是坐視敗選？

　　在美國選舉制度和文化層面，歷史上隨著初選進程的深入，落后的候選人一般會退出競選。到夏天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時，提名參選人只是一個形式。然而，今年共和黨高層多數并不支持特朗普，臺面下的各種動作都在醞釀。如果克魯茲、盧比奧等人“賴著”不走，6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開成一個“不團結的大會”，將是近四十年來所未見的。

　　特朗普甚至還對美國的“軍政關系”構成了考驗。就在幾天前，前中情局長海登在媒體上表示，一旦特朗普當選，美軍可能拒絕服從其命令。作為與美軍“體制派”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退役四星上將，海登可以說這是“個人觀點”，但這又未必不是美軍內部一種真實的情緒的反應，甚至是“體制派”一種隱晦的威脅。

　　總之，特朗普現象之下，我們似乎可以看到美國政治與社會的一些巨大潛流。美國能否成功應對巨大的挑戰、變遷與轉型，將對其未來產生深遠影響。這一切，應該比特朗普本人能走多遠更為有趣、也更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