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的中東局勢持續動蕩，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解決好發展問題。發展出現問題，表征是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貧富差距大等，深層癥結則是中東國家沒有實現工業化，由此導致國家缺乏足夠稅源，民眾缺乏足夠就業機會。這給國家的經濟發展后勁和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衰落：奧斯曼帝國的悲歌
在國際權力體系中，財富是國家權力的基礎。國家為增加權力都會想方設法獲取更多財富，但不同時期和不同生產方式下，財富來源的含義卻迥然不同。
從歷史角度看，人類社會經濟結構變遷共經歷了三次革命性變化：第一次是簡單的小商品經濟模式，由此衍生出的是地方化的社會政治體系；第二次是基于農業盈余和家庭手工業的傳統商品經濟，其對應的是一種涉及范圍相對更廣的帝國式社會政治結構；第三次是延續至今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大生產。
工業化大背景使國家的財富觀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個世界上真正的金礦，不是自然意義上的金礦而是制造業。”英國之所以能維持兩個世紀的世界霸主地位，就與其率先實現工業化直接相關，工業體系成為英國獲取財富的最主要來源。
相反，那些沒有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只能用附加值低得多的農產品和各種初級產品與發達國家高附加值的工業品進行交換，這種看似等價、實則不等價的自由貿易，最終使財富源源不斷流向工業化國家，導致工業國越來越富，農業國越來越窮，由此出現世界各地區之間收入水平的“大分流”。
中東伊斯蘭世界就遭遇了這種命運。當時的奧斯曼帝國被納入國際分工體系時，正值歐洲列強完成工業化、掌握了競逐富強“新秘訣”之際，而伊斯蘭世界仍沉浸在傳統社會生產方式和財富觀之中。在生產力水平遠較西歐落后情況下，奧斯曼帝國貿然與法國等多個國家簽訂條約，給予它們貿易特權，結果使其成了西方廉價工業品的龐大傾銷地和原料產地。由此，加快了奧斯曼帝國原有制造業的衰落。18世紀前半期，奧斯曼帝國還一直向歐洲出口絲綢和棉紗。但從1761年開始，由于法國對從奧斯曼帝國進口的棉紗征收高額保護性關稅，加上英國紡紗品的沖擊，奧斯曼帝國在歐洲銷售市場的大門日漸被關閉。18世紀70年代是奧斯曼帝國工業發展的高峰期，此后便開始日漸走下坡路。其與歐洲的貿易結構逐漸變成了土耳其人出口原材料，然后又以制成品的形式返銷到土耳其。到1862年，“土耳其不再是一個制造業國家了”。
與此同時，奧斯曼帝國日益陷入“壞的自由貿易”，財富流動方向日趨變成土耳其向歐洲工業國的“單向流動”，由此導致帝國財政日趨拮據，乃至最終被西方控制。到19世紀后期，帝國財政完全被西方控制。政府每年為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的數量，超過帝國年總收入的一半。6年后，君士坦丁堡已經瀕臨破產，被迫將帝國某些收入控制權，轉讓給由外國債權人代表組成的國際機構——奧斯曼國際管理局。對此，19世紀末，一位法國觀察家說得十分露骨：“奧斯曼帝國的存在就是為了維持現狀，維持現狀就是讓一切繼續下去和支付債券。”
夭折：工業化進程屢次被打斷
為扭轉這種日趨不利的經濟結構，中東伊斯蘭世界也嘗試實行工業化戰略。埃及是典型例證。19世紀初，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強制實行工業化，他積極利用西方先進技術，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現代教育，建立新式軍隊，這項偉大的實踐持續了三分之二個世紀，最終使埃及轉變為強大的地區性強國。但到19世紀70年代伊斯梅爾總督執政后半期，埃及工業化進程最終半途而廢。
究其原因，英國強力阻撓是重要原因。埃及的戰略位置對英國維系霸權至關重要，在這一地理樞紐地帶，當時的英國首相帕麥斯頓顯然不喜歡一個“勵精圖治的阿拉伯國王”盤踞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而更喜歡一個軟弱而依附的奧斯曼蘇丹。為此，英國站在奧斯曼帝國一邊參與打擊埃及。1839年，英國站在土耳其一邊打擊穆罕默德·阿里，取得了勝利。
勝利后的英國對穆罕默德·阿里提出兩個強制性條件：一是將部隊從13萬裁減到18000人，這就使其新辦工廠的產品失去了大部分市場；二是在埃及境內實施1838年簽訂的英土商務條約，這就取消了穆罕默德·阿里對經濟實行的國家壟斷，并允許外國商人在埃及境內任何地方自由地做買賣，使本國民族工業直接面臨外國工業的競爭而最終失敗。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基本控制了埃及財權，1882年直接進行軍事占領。由此，一個正在現代化的埃及被扼殺在搖籃中，使其繼續在邊緣地帶徘徊。
二戰后期，中東再度面臨工業化機遇。二戰期間，戰爭需求再次刺激了埃及工業的發展，到二戰結束時，埃及工業提供了國內所需消費品的86%，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數的8.4%。20世紀五六十年代，隨著以納賽爾為代表的民族主義勢力興起，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奉行進口替代戰略，試圖通過發展本國工業，徹底擺脫延續了幾個世紀對西方的經濟依附。到1960年，制造業為新增加的勞動力的18%提供了就業機會。但是，由于持續多年的阿以沖突造成的沉重軍費負擔，加上1967年埃及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的災難性失敗，導致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主張日漸失去吸引力。
尤其薩達特1970年上臺后，基本放棄了納賽爾時期奉行的進口替代戰略，轉而奉行經濟自由化和“對外開放”政策。有學者將當時的埃及視為“阿拉伯自由化之母”。表面看，薩達特的自由化經濟政策產生了一定效果，如GDP年均增長8%～9%，但長遠看，這種政策最大的負面效果，就是埃及過早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導致其工業化戰略前功盡棄。由此產生一系列負面影響，如經濟停滯，農業增長放緩，食品進口增加，貿易進出口失衡等等。隨著大批外國資本和廉價產品涌入，埃及民族工業奄奄一息，對外依附日趨加重。
穆巴拉克上臺后，延續和發展了薩達特的經濟政策。他進一步加大自由化改革力度，包括建立埃鎊自由外匯兌換市場，削減進口關稅，大幅削減個人所得稅和公司所得稅，還進行了銀行私有化。建國60多年后，埃及社會許多方面出現了退步，2007年，埃及32%人口是文盲，40%人口生活水平低于或接近國際貧困線，人均GDP不到土耳其的一半，相當于南非的45%。
與此同時，中東產油國“購買工業化”的嘗試也最終以失敗告終。20世紀70年代，在高油價背景下，海灣國家“石油美元”滾滾而來。中東產油國紛紛制定自己的工業化計劃。沙特出臺高達1440億美元的五年計劃，要引進包括技工、經理、教師和工人在內的70萬外來移民來提供勞動力，以便能夠建房、鋪設公路、使城鎮通電、提高港口吞吐量近三倍，提高水泥生產近十倍，建立煉油廠和石化廠以及其他重工業設施。伊朗國王也宣布用石油美元促進本國工業化，并投入700億美元進行類似的投資。巴列維國王雄心勃勃地宣布，50年內他的國家會達到1974年德國的經濟水平，躍居世界第五大強國。
但顯然，西方工業國很不喜歡中東產油國的工業化嘗試。這是因為，石油輸出國組織為加速自身農業和工業的發展而投向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越多，再循環流入工業國的資本就越少。因此，德國一位經濟學家建議石油輸出國組織投資于水果蛋糕廠。法國則對大量股份收購制定了“提前通知和正式申請”等限制條件，這些限制條件制定后一直未執行，直到石油輸出國組織收購法國企業時才開始實施。1975年大量的奔馳股票流入市場，施密特總理督促德國銀行趕快購買以防落入伊朗人手中。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投資者在美日進行類似收購時也都遇到阻礙。西方國家通過各種有形無形的阻撓，使中東產油國的“購買工業化”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直到現在，中東國家的石油美元更多地只能用于購買美國國債。
“再工業化”：中東國家的難得機會
工業化進程的失敗，給中東國家帶來多重負面效果。據統計，阿拉伯世界2007年的工業化程度竟不如1970年時期。由此，導致中東國家日趨走向貧困化。據統計，1980至2004年間，阿拉伯世界實際人均GDP增長6.4%，年均不足0.5%，低于除撒哈拉以南外的所有地區。2004年中東國家的實際工資和生產率水平與1970年時相同。另據世界銀行估計，1960～1990年以來，阿拉伯世界的勞動生產率以0.2%的速度逐年下降。
對中東產油國來說，由于缺乏像樣的工業投資項目，中東產油國好不容易掙來的石油美元，除了用于購買奢侈品和投資房地產，大多數重新投向發達國家市場。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SWFs）中，約有60%～85%投向歐美市場。石油貿易帶來的巨量資本，本質上并未給本國經濟帶來實質性好處——它既沒有促成商人階層的出現，也未使本國民族工業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相反，它卻使本國實體經濟就像緩慢下沉的“泰坦尼克”號，日趨走上衰退道路，并最終在2011年引發中東劇變。
中東工業化進程屢屢夭折，西方刻意阻撓是重要原因，西方為保持高附加值地位，不可能允許中東地區出現新的工業化國家，在敵強我弱情況下，中東國家最終不得不屈從于外部壓力。
當然，中東國家也要從自身找原因。伊斯蘭世界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交通要塞，“貿易立國”貫穿全部歷史。但在工業化背景下，通過貿易獲取財富的主客觀條件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多數中東國家卻從慣性思維出發，幾乎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了經濟全球化倡導的自由貿易、市場競爭理念，由此導致工業化進程中途夭折。此外，根據布羅代爾的觀點，中東工業化不成功，還與中東國家需要解決的問題過于艱巨有關。中東國家面臨問題太多，而且這些問題密切交織，由此使中東國家領導人對采取開放戰略還是保護戰略躊躇不定，最終首鼠兩端，無功而返。
當前，世界經濟持續低迷，一些中東國家進入了實現低油價時代的經濟轉型和推進經濟多元化改革的關鍵期。這也是這些國家“再工業化”、實現騰飛的不可多得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