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來，隨著烏克蘭危機爆發、尤其是克里米亞事件導致西方制裁后，俄羅斯對亞太和中國的倚重不斷加深，試圖以發展對華關系彌補制裁的損失，擺脫外交孤立。有人將該政策取向概括為“轉向東方”，這一提法在俄、中兩國都很流行。2015年年底最新出臺的俄羅斯《國家安全戰略》，還史無前例地將亞太地區視為獨聯體外的首要外交重點，并把俄中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稱為“維護全球和地區穩定的關鍵因素”。
中俄元首多次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數度訪華，對華重視可見一斑。在強大政治意愿的推動下，中俄經貿關系發展迅速。2013年和2014年，中俄貿易額分別達到892.1億和952.8億美元，連創紀錄。兩國還簽署了價值4000億美元的東線天然氣供應協議、1500億人民幣的本幣互換協議等經貿大單。一時間，中俄政治、經貿合作全球矚目，名副其實成為大國關系的典范。
但去年以來，由于油價大跌、西方制裁，俄羅斯經濟深陷衰退。同時，受全球性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增速放緩，中俄經貿合作有所降溫。2015年，中俄雙邊貿易額同比下降27.8%。在3月中旬兩會期間舉行的總理記者會上，有俄羅斯記者就提出對中俄經貿往來減少、尤其是中國在俄投資匱乏的擔憂。與之相伴隨，一些俄羅斯學者對“轉向東方”、中俄關系前景有了新的思考。
俄專家為何唱衰中俄關系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副所長奧斯特洛夫斯基認為，中俄關系的經濟與政治方面“冰火兩重天”，雙邊貿易萎縮，俄參與“絲路帶”建設未有進展，投資方面同樣沒有成績。俄高等經濟學院東方學研究中心主任馬斯洛夫表示，中俄經濟合作“在走下坡路”。卡內基基金會莫斯科中心“亞太地區中的俄羅斯”項目主任加布耶夫寫道，俄羅斯“通過發展與亞洲經貿關系來彌補與歐美關系破裂損失的希望落空了”，“在亞洲方向成績不多，而克里姆林宮也正在失去對該地區的興趣”。巴黎政治研究所的俄籍教授古里耶夫也認為，“俄羅斯將經貿重點轉向東方沒有獲得成功”，“中國雖然重視對俄關系，但與西方的經濟聯系更重要”。
做出這類解讀的部分是有西方背景的俄學者，因而一些媒體敏銳地捕捉到這一點，進而認為俄羅斯的親西方派正在唱衰中俄關系。確實，不排除個別人懷有政治目的或以“標題黨”吸引眼球，如在俄知識階層中頗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莫斯科時報》（具有西方和反對派背景）曾以《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導致油價下跌》報道普京在1月底“全俄人民陣線”論壇上的講話。實際上，普京的原話是“中國是我們的伙伴”，“他們遇到了問題，他們的增長率這一陣子都不理想。”“由于這一點，再加上全球經濟的低迷，就影響到了原油的價格。”顯然上述解讀難逃斷章取義嫌疑。
然而，除了個別觀點，我們不應簡單把這些俄羅斯專家的觀點看作“唱衰中俄關系”、有政治意圖，更不能忽視其背后的深刻意涵。
客觀地講，對俄羅斯來說，中國在短期內確實難以替代西方、特別是歐洲。歐洲是俄羅斯西部，即俄歷史文化上、政治上、經濟上最重要的核心地帶所直面的區域，是影響俄國家安全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從地理條件看，俄羅斯與東歐同屬一整塊大平原，陸路交通便捷；俄羅斯西北部可通過波羅的海走水路方便地達到北歐和西歐；俄羅斯南部可經由黑海和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地中海和南歐各國。
相形之下，從俄羅斯歐洲部分往東到達亞洲不僅路途遙遠，而且還要翻越烏拉爾等山系，跨過高寒凍土帶。長期以來，俄羅斯核心地帶與中國間的主要陸路通道就是西伯利亞大鐵路，海路交通長達兩萬公里，坐飛機也要近10個小時。中國“一帶一路”倡議剛剛啟動，“設施聯通”的落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莫斯科-喀山高鐵尚未開工，何時連至中國尚未可知。
經貿上，與歐洲的聯系對俄來說仍十分重要。首先，俄歐貿易是俄羅斯對外貿易的主體。長期以來，俄歐貿易占俄外貿總額的一半左右。2015年度，俄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受到制裁和國際能源價格下跌的巨大影響，下降近40%，但即便如此仍達2357億美元，占俄外貿總額的44.8%，是同期中俄貿易額（俄方統計為636億美元）的近4倍。其次，歐洲是俄羅斯外資的主要來源。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截至西方啟動對俄制裁的2014年第一季度，俄約有74%的外債源自歐洲。最后，俄國民經濟的發展與轉型離不開歐洲的先進技術。為擺脫對能源工業的依賴，普京曾提出，到2020年，高科技和知識型產業在GDP 中所占份額要增加50%，高科技產品出口要增加一倍，采用創新技術的企業要從10.5%增加到25%，達到歐洲平均水平，而這些高新技術的主要來源就是歐洲。
俄從未有過戰略性轉向
制裁初期，很多俄羅斯人希望以中國的資金和技術彌補西方制裁的損失，但事實上難以一蹴而就。
以中俄東線天然氣供應協議為例，該項目金額巨大，本可為俄帶來所需資金，但由于國際能源價格下跌、俄方財政吃緊，項目前景仍有不確定性。有媒體爆料稱，原定2018年的完工時間很可能延遲。此外，中國公司雖參股北極亞馬爾半島的陸上液化氣項目，但在技術上難給俄方太多幫助。
去年以來，世界經濟形勢嚴峻，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不可能違背經濟規律給俄過多支持。在最初的熱情冷卻后，俄羅斯人也意識到，中國短期內難以替代西方。馬斯洛夫認為，俄方對于中國參與俄進口替代項目的意愿估計過高；中國并不以復興俄工業為己任，而對在俄銷售中國商品更感興趣；中國承諾的大額投資一直沒有到位。
加布耶夫稱：“盡管中國官方譴責制裁，但四大國有銀行實際上遵守著西方制裁的規則”。古里耶夫則認為，中國公司準備等待俄企情況進一步惡化，以獲取更多利益。值得關注的是，俄專家的表態中可以看到明顯的失望情緒，這是未來處理對俄關系時需要注意的。
從主觀上講，俄精英本就向往西方，這幾乎是他們的本能選擇。彼得大帝以來，俄羅斯就從軍事、科技甚至是習俗方面全面學習西方，并積極參與到歐陸事務當中。18世紀末期的帝俄上層通用法語，紛紛效仿西歐生活方式。葉卡捷琳娜二世本人就來自德國，與歐洲啟蒙思想家通信頻繁，主張“開明專制”。十月革命以后，蘇聯精英與西歐精英出現分野，但俄羅斯人深藏于文化、歷史甚至是血液之中的歐洲情懷并沒有完全泯滅。蘇聯解體后，葉利欽毫無保留地“一邊倒”傾向西方，試圖重新確認俄羅斯的歐洲屬性。
對俄羅斯人來說，歐洲是文明的歸屬，是歷史的宿命，是文化的紐帶，是價值觀的吸引。普京時代初期，俄羅斯曾積極試圖融入歐洲，他本人也被認為是一個徹底的“歐洲主義者”。時至今日，盡管俄歐關系百轉千回、恩怨不斷，普京的目光卻始終沒有離開歐洲。甚至在烏克蘭危機爆發、俄歐關系急劇惡化的情況下，普京仍然說道：“俄羅斯的價值觀與歐洲并沒有根本差別。我們仍然屬于同一文明”。
也許正如俄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所言，俄羅斯“并沒有轉向東方”。對俄羅斯來說，從來沒有過戰略上的轉向。與西方交惡后，俄自然會比從前更重視東方，以求通過發展與亞太國家、特別是中國的關系來緩解西方制裁的壓力，但這絕不意味著俄羅斯發展道路的戰略性轉折。
因此，在俄羅斯重視中國的時候，中方沒有必要過度欣喜，甚至讓他們有過高的期望。要知道，俄羅斯人自尊心極強，過度期望后的失望有時會比單純的失望更苦澀。同時，俄專家的解讀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就要疏遠中國。就像說俄羅斯戰略性向東轉有些言過其實一樣，說俄羅斯背離東方也是過度解讀。
舒瓦洛夫的話還有后半句，即俄羅斯“制裁前很久就已在發展與東方國家的關系”。對于橫跨歐亞的“雙頭鷹”來講，同時處理好與西方和東方的關系既是自然而然、也是其國家發展所必須的。俄發展與亞太國家、與中國的關系是長期性的，不會因中國經濟增速暫時放緩、中俄經貿合作面臨困難而放棄，我們沒有必要為此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