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實力對比的兩個趨勢未變

　　上一次美國大選年，人們用“兩場戰爭，一場危機”來形容當時的美國，認為美國實力下滑甚至走向衰落;而對當時成功舉辦過奧運、世博會的中國，則用“中國世紀登場”、“中國崛起”來描繪，中美力量對比“中升美降”成為這一時期的流行語。

　　2016年迎來新一輪的美國大選年，由于美國經濟復蘇而中國經濟下滑，談論更多的是“美國強勢回歸”以及炒作新一波“中國崩潰論”。與此相關，美國一度失去的信心似乎重新找回，戰略界、學界對所謂“中升美降”、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世界權勢東移等少再談及。

　　因當年的金融危機而斷言“中升美降”，又因今日的經濟形勢而認定“美興中衰”，這種大起大落的簡單化判斷帶有極強的情緒化色彩，顯得不科學、不理性、不客觀也不合邏輯。事實上，客觀、綜合分析，影響未來國際格局和中美關系走勢的兩個大趨勢并未改變。

　　一是，中美力量對比逐漸拉近的趨勢沒有改變。判斷一國實力，既要看經濟力、軍事力、科技力等有形的力量，也要看政治力、戰略力、國際影響力等無形的力量。以此看今日之中美，可以發現，美國經濟雖在復蘇，但國際影響卻在下滑;中國經濟雖然減速，但國際影響大幅提升。原因在于，美國經濟復蘇是以部分犧牲其國際影響力來實現的。比如，憑借美元霸權地位搞量化寬松和貿易保護主義，利用區域矛盾搞TPP割裂東亞一體化，為拼經濟而喪失對烏克蘭、敘利亞、極端伊斯蘭等重大危機的領導力。其結果，美國經濟雖然上去了，但全球經濟依然在危機邊緣徘徊;美國元氣雖得以恢復，但世界局勢更加動蕩不安。因此可以說，美國經濟復蘇是一種“自私性復蘇”或“吸入式增長”，本輪美國經濟復蘇未帶動全球經濟整體性復蘇就是證明。

　　反觀中國，經濟雖在減速，但是主動調結構、轉方式的結果，是為了自身經濟運行更健康、全球經濟發展更均衡。同時，通過“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亞投行等倡議和行動，中國對外傳遞出希望世界各國搭乘中國“快車”、愿同世界各國分享經濟發展成就的正能量。中國國際影響力迅速上升是當前國際格局最突出的特點之一。

　　二是，中美兩強與其他諸強實力差距進一步拉大的趨勢沒有改變。即使從經濟本身看，2015年美國實際GDP增長率2.4%，總量達18.13萬億美元，確實靚麗搶眼，但中國增速6.9%既在預期之內，也仍成就非凡。2015年中國GDP總量達到67.67萬億人民幣，與美國的差距仍在縮小。更重要的是，世界上經濟總量超10萬億美元的國家不再只是美國一家。根據IMF預計，2015年日、德、英、法四國GDP之和為12.77萬億美元，而中美之和則已高達近29萬億美元，兩者相差超過16萬億美元，而2009年這一差距則大約僅為6萬億美元。

　　這兩個基本趨勢意味著，中美實力拉近的大趨勢不因一時一事而改變，也由此，中美兩強戰略競爭性愈益加強、戰略博弈的全面性更加突出將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對這一現實，既沒必要有意回避，也無需刻意渲染，關鍵在于如何面對。中國提出愿同美方探討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正是基于對上述兩大趨勢的總體判斷，以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危機意識和主動塑造、建設性合作的積極姿態，從歷史視野和戰略高度去謀劃中美關系的未來。美國一些戰略界人士往往從權宜論、陰謀論、謀略論的狹隘角度去看待這一努力，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正其謂也。

美國別犯第三次戰略錯誤

　　當前需要美國人把握事態、擺正心態、端正姿態，否則可能錯失良機，陰差陽錯地犯第三次戰略錯誤。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犯過兩次大的戰略錯誤。第一次是錯誤地將蘇聯的解體視作“美國戰勝蘇聯”的結果，而忽視其背后錯綜復雜的內外因素，進而冷戰后美國以居高臨下、盛氣凌人的勝利者姿態對待俄羅斯：一面開出“休克療法”錯方，各種對俄援助口惠實不至，令俄羅斯經濟陷入凋敝;一面繼續窮追猛打，加速北約東擴，將俄逼入墻角，使俄羅斯安全上感到威脅。更嚴重的是，美國政界學界普遍蔑視俄羅斯，對普京的一舉一動要么嗤之以鼻，要么反應過度，缺乏對俄羅斯內外行為及其動因的深刻理解和起碼尊重。如今，美俄非但沒能實現和解，反而重新走向對抗，甚至有滑向“新冷戰”的風險。由于這種狀況，烏克蘭危機、敘利亞危機復雜難解，倒霉的是歐洲、中東乃至全世界，最終將殃及美國自身。

　　美國犯的第二次戰略錯誤是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小布什政府錯誤地將各國對其反恐的支持理解為支持美國為所欲為，因而將反恐的清單越拉越長，“恐怖分子—恐怖主義—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庇護國—邪惡軸心—暴政前哨”，將反恐戰爭當作清除異己的工具，濫用國際社會的反恐合作。結果，薩達姆政權終被推翻，而伊拉克狀況更加惡劣。受此拖累，中東局勢每況愈下，甚至陷入目前僵局無解的局面。

　　由于有在歐洲和中東這兩次重大戰略錯誤在先，我們不得不擔心美國有可能在亞太地區再犯第三次戰略錯誤，即錯誤地將日菲越等國請美國插手東海南海事務理解為亞太各國歡迎美國遏制中國，進而無原則或不分青紅皂白地偏袒同中國對立的當事國，將中國在東海南海的一舉一動肆意夸大，最后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同中國“耗上了”。

　　如果美國成心想這么做，利用各種矛盾編制一張全面遏制中國的大網，則另當別論，那意味著美國在戰略大勢上陷入思維盲區，似不符合奧巴馬倡導的“多伙伴世界觀”和“巧實力戰略觀”，也不符合中美各種利益深度相互依賴的現實。假如是因為誤判形勢、誤讀中國或因白宮管束不了五角大樓而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戰略界則真的需要三思了。

　　問題是，除了年屆九十思想依然能與時俱進的基辛格等人外，還有多少美國戰略思想界人士能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思考中美關系的未來，思考中美如何在亞太和平共處？奧巴馬去日無多，忙著思考留下外交遺產，求穩有余創新不足。中美關系有可能淪為技術官僚的一項應景式工作，被情緒化所主導，被“第三方”牽著走。果如是，美國離第三次戰略錯誤就真的不遠了。這正是當下中美關系最值得警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