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在法國翻譯家安德烈·拉克魯瓦先生的網站Tibetdoc.eu上，看到他對法國駐中國成都總領館副總領事塞爾日·科尼格的紀實傳記《我聆聽中國心跳》一書的介紹。拉克魯瓦先生寫道：科尼格先生“以其親身經歷描述的西藏，不僅震撼法國讀者長期形成的偏見，也引來親‘自由西藏’人士的仇視：其中一些人企圖破壞他在西藏建立培養的藏族年輕導游學校的計劃；‘法國—西藏’協會也稱其為‘可惡的中國官僚隨從’和務必斬殺的‘九頭惡龍’（見該書153頁、203頁）。”據《我聆聽中國心跳》一書記錄，法國親藏獨團體“這些所謂的維權人士”對其他所有介紹真實西藏的法國人都實施人身攻擊，包括“沒有按照他們幻覺中西藏模樣”報道真實西藏的法國記者菲利普·洛紹特（法國電視2臺著名記者）”。

生于阿爾薩斯的法國資深登山運動員科尼格先生曾四次攀登珠穆朗瑪峰，1988年，他在“世界屋脊”的攀登由法國電視2臺跟蹤直播。科尼格先生自2007年起任法國駐中國成都總領館副總領事，他建立了中國四川和法國阿爾卑斯山的友好聯系，并在拉薩創辦了一所登山導游學校，為中國正在興起的登山探險運動培養專業的藏族導游。該校培養的藏族年輕導游于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期間參與了珠穆朗瑪峰的奧運圣火登頂活動。科尼格將其多年在西藏的親身經歷和他對西藏的愛寫成一本紀實傳記《我聆聽中國心跳》，于2013年由法國著名的體育探險類圖書出版社格雷鈉出版。下面是安德烈·拉克魯瓦先生摘錄該書的一些段落：

“在拉薩，大昭寺周圍街道上簇擁的人群就是那里宗教自由的最好例證。”（見190頁）“許多法國人對遙遠國度的民族與文化特性保護的關注，早已超過對他們身邊許多情況糟糕得多的民族的關注。對許多人牽掛于心的對西藏民族文化遺產和特性的保護，我要遠遠樂觀得多。”（見186頁）“文化大革命曾經禁止用藏文書寫，如同法國多次在對阿爾薩斯的爭奪和解放過程中在當地小學校禁止使用阿爾薩斯口語（德國方言）一樣……然而自1980年以來，藏語重獲新生，成為當地小學和初中教育的第一教學語言。”（見192頁）“理論上講，只要當地人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喜馬拉雅邊境的易貨貿易中繼續使用藏語，藏語就不會消亡。相反，藏文還會依賴藏文化和寺廟活動的豐富而有所發展。西藏人口50年來增長超過一倍，對青少年的義務教育已經普及，所以目前使用藏文書寫和交談的藏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見183至192頁）

對于藏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科尼格先生寫道：“必須了解當地生活條件的艱難，才會理解當地人對來自北京的新的生活條件改善機會的由衷歡迎。農民樂于購買市場的生活必需品，如毛毯、羽絨服，甚至漢族食品以補充傳統的糌粑。有些人還買了摩托車、拖拉機或者汽車。電力照明和取暖已經普及。藏人儲存的肥料夠他們一年兩次耕作所需，在其祖輩幾乎什么也種不出來的土地上一年收獲兩季，而他們的祖輩還得將其可憐收成的大部分上交給喇嘛廟。”（見181頁）

“在西藏，幾乎三分之一領土被劃作自然保護區（有18個國家和地區級生態保護區），森林覆蓋率已達10%。只要看看拉薩平原就清楚：與我30年前看到的幾乎是天壤之別！”（見256頁）“新住宅建設尊重當地建筑風格，使用天然材料，與周圍環境和氣候渾然天成。”（見191頁）

“2005年通車的格爾木到拉薩鐵路不僅帶來了更多的旅游者和商人，還增加了臨時居住人口數量，而非像以前來了就得長期居住。交通便利也方便了藏人，他們可以自由地前往中國其他地區。”（見141頁）“我曾經多次遇到在拉薩定居的漢族人，因為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能在西藏找到工作。”（見197頁）“幾年來我一直計劃在神秘的喜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為藏人開辦一所學校，我現在終于找到了合作伙伴。”

塞爾日·科尼格先生在其紀實傳記《我聆聽中國心跳》一書中還收入了他2008年5月9日的日記：“中國奧運火炬的火種昨天登上了珠穆朗瑪峰頂。在用登山繩連接的一組登山運動員中，除去漢族人，北京還特意選拔了少數民族運動員參加，包括回族、土家族，尤其是藏族……中國以此向世界展示其民族團結的形象。然而，奧運火炬在海外傳遞卻受到起哄搗亂，尤其是在巴黎。我見到不少中國人為此憤怒，盡管中國人動怒十分罕見。在拉薩還發生了騷亂。被疏散到成都的外國人提供的情況與西方媒體的報道存在很大差距。于是我靜心號脈，側耳傾聽。”（見47頁）

善于傾聽的科尼格于是發現，西方對西藏報道“大多引用達蘭薩拉和西方那些從未踏足西藏的藏學家……”（154頁）西方媒體為了對西藏進行歪曲報道，甚至不惜肆意編造。科尼格先生寫道：“有時，編造虛假信息的做法簡直聳人聽聞：有西方旅游者向一名藏人要求，在布達拉宮前打起橫幅并供其拍攝。橫幅上用希伯來語寫著‘自由西藏’的字樣。這些壞蛋回到國內再播放這些圖像。有關旅游公司甚至為此關閉。那些愚蠢透頂和不負責任者絕不可能通過捍衛所謂人權得到矯治。”（見154頁）而西方通訊社對于這些歪曲報道的來源通常裝作不知道。因為只要像科尼格一樣“傾聽”，就不難發現，“滲透到西藏的援藏組織向藏人提供每天100元人民幣（相當于10歐元）的資助，鼓動藏人參與毆打漢族人的行動。”（見201頁）

在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后，科尼格先生親身經歷發現，“那些救援者從不問廢墟中的遇難者是藏族、羌族還是漢族。”人們不難回想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風暴災區那次美國官方組織的極其糟糕的救援，因為受害者大都是黑人。人們很自然會問，人權對于不同國家是否有不同的含義。科尼格先生的回答是，“鑒于各國有各自不同的價值體系，各國有各自不同的優先考慮，對人權的理解、解釋和應用自然應該千差萬別”（2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