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雜音甚囂塵上的時候，習近平的“七一”講話明確地表明中央的態度：改革開放這條道路必須堅定不移堅持下去，非但不能放棄，還要發揚光大。改革不是沒有問題，但要解決問題，唯一道路是深化改革。
上海觀察：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講話”里再次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黨在新的歷史時期最鮮明的旗幟。作為“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重要一塊，怎樣理解他的用意？
胡偉：我們要不忘的“初心”，不能少了改革開放這個“初心”。我們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哪兒來的？就是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探索出來的。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無法想象今天的中國是個什么樣子。可以說改革開放是中國目前唯一正確的道路，我們只有這條路。
今天對于改革開放，大家的認識可能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么有共識度，質疑甚至試圖動搖改革開放的聲音有很多，對我們的事業可能產生干擾。“七一”講話里，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了鄧小平關于基本路線的一段話。我們知道基本路線中包括堅持改革開放，小平同志說“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是鄧小平說得很重的一句話，習近平在這個場合挑出這樣一句話，就是在各種雜音甚囂塵上的時候明確地表明中央的態度：改革開放這條道路必須堅定不移堅持下去，非但不能放棄，還要發揚光大。
上海觀察：是對唱衰改革聲音的回擊？
胡偉：有些人覺得改革開放不對，改出了很多問題，兩極分化啊、貪污腐敗啊，好像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這是錯誤的。實際上，這些問題不能說是改革開放帶來的，而是改革還不到位帶來的。目前對此分歧很大，某種程度上也是改革深入不下去造成的。有人開玩笑說，中國的改革比建新中國還難，中共誕生到新中國成立不過2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快40年了，如果還是這個改不那個改不動，當然會動搖信心。信心一旦動搖，各種混亂思想、錯誤認識、模糊觀點都出來了。
改革不是沒有問題，但要解決問題，唯一道路是深化改革。今天改革到了深水區，很多方面改到了半山腰，是特別不能半途而廢的時候。而怎么深化，就有一個方法論問題。
割自己的肉，必須系統集成
不是說器物不再重要，但從1.0版跨越到2.0版，制度問題必須提到更重要的日程。而要解決好制度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黨建制度改革等等，必須協同推進。
上海觀察：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加強改革各項措施的系統集成。“七一”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加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這是跟過去非常不同的一種方法論，怎么理解其中的嬗變？
胡偉：既然改革進入到深水區，深水區就是各種矛盾、各種問題相互交織，不像過去很多問題比較單一，經濟發展問題、體制機制問題、資源生態問題、腐敗的問題、國際大環境的問題等等都夾雜到了一塊，這個時候的改革就不能像過去那樣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你哪兒都疼，你就要辨證施治了，必須考慮一個綜合的協同的方案出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光“摸著石頭過河”已經不夠了，必須結合頂層設計。頂層設計不是零敲碎打，必須系統集成。這個系統集成，從大的方面來說，就是要把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黨建制度等各個方面的改革，加以系統集成。
上海觀察：通常人們習慣將集成理解為形式上的整合聯動。除此之外，“系統集成”是否還有更深的內涵？
胡偉：從改革開放到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是我們從1.0版向2.0版的升級，其中一個重要的內涵變化是目標有了新定位。以前我們講“四個現代化”，都是“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更高層面即制度層面的現代化。不是說器物不再重要，但從1.0版跨越到2.0版，制度問題必須提到更重要的日程。而要解決好制度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黨建制度改革等等，必須協同推進。
上海觀察：在講到這里的時候，總書記再次強調改革要啃硬骨頭，要勇于自我革命、向頑瘴痼疾開刀。這些話都不是第一次說，把它們跟方法論放在一起重申的意義在哪？目前最需要啃掉的“硬骨頭”是什么？
胡偉：現在最難的硬骨頭，是怎么“自我革命”，簡單說是政府如何“讓利”。割自己的肉，這是最難的，但在考慮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同時，這一條必須作為重點突破。總書記說過改革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注重牽住牛鼻子，“自我革命”就是一個牛鼻子。至于怎么牽住牛鼻子、啃掉硬骨頭，還是回到方法論問題，一定不是就事論事地解決一兩個具體問題，而是將經濟體制改革、政府體制改革、全面從嚴治黨充分聯動起來。
法治跟改革同等重要，難度甚至更大
今天我們很多權力還是在籠子外，或者是牛欄關貓，這就是一個短板，既是改革的短板，也是法治的短板。
上海觀察：在關于改革開放這一部分最后，“七一”講話談了法治問題，重申“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是否可以理解，改革與法治之間也有一個整體性、協同性的問題？法治對改革的作用究竟是什么？
胡偉：法治廣義上還不是法律的問題，它包括了制度文明的問題。法治社會的真諦在于按制度辦事。我們講全面深化改革，不光是靠自覺，更要靠制度。方方面面的改革，最終都要落到制度上，并用制度來保障改革。比如政府非要與民爭利怎么辦？總書記說，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里。制度把你管住了，這就是法治精神。今天我們很多權力還是在籠子外，或者是牛欄關貓，這就是一個短板，既是改革的短板，也是法治的短板。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從1.0到2.0版的一個重大超越，就是將法治放到了同改革同等重要的高度。如果我們把改革比作中國的火車頭，發展就要靠這個火車頭來拉動，而法治就是軌道。如果火車跑得很快但脫軌了，就很麻煩，還不如慢一點。所以我們既要保證改革這個火車頭能夠快速地向前行駛，又要保證火車不脫軌。那么軌道要修好，軌道就是法治。
目前認識已經很到位了，問題在于怎么去落實。猶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樣，如何做到改革與法治“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從某種程度上，法治建設的難度甚至比深化改革更大，更要啃硬骨頭。這是國家治理領域的一場深刻革命。
上海觀察：最后回到上海。上海已經承擔了“改革開放排頭兵”的使命，手頭也有大量改革試點任務。在“七一”講話的語境下，接下去的發力點應當在哪里？
胡偉：上海的各項改革，一定要站到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高度上，把各項改革措施系統集成，不能單項突進，各自為政。比如說自貿區改革，制定了負面清單、權力清單，逼著政府簡政放權和與國際接軌，科創中心如何復制成功經驗甚至更進一步？又比如科創中心建設必須發揮社會中介組織作用，不能什么都政府包攬，那么政府放權之后誰來接？能不能接好？這就需要群團改革和創新社會治理來統籌解決。又比如群團在創新社會治理中間能發揮什么作用？這些都是具有內在關聯的事情。上海特別要做的，就是找到各項不同改革的共同內在規律，通過頂層設計來實現相互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