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聞“供給側改革”，是2015年10月10日，中財辦主任劉鶴在廣東調研，首次談及要重視“供給側”調整。劉鶴繼續談及，要“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這些，是當時劉鶴心中的“供給側調整”的大意。

一個月以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在次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總理對于“供給側改革”加入了“消費升級”、“擴大內需”等概念。此后，中財辦主任劉鶴、副主任楊偉民,以及部委領導人也均在不同場合強調“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此后至今，“供給側改革”成為2016年度的首要財經詞匯。

初聞這個詞，筆者是有些驚詫的。教了這么多年的書，也沒鬧明白什么是“供給側改革”。難道這世界上還有“需求側改革”嗎?了解基本經濟原理的人都知道，長期的經濟增長由供給側決定，短期的經濟波動由需求側決定。所謂改革，針對的是長期的增長潛力，永遠都是“供給側”的問題。換句話說，所有的改革都是“供給側改革”。

那么需求側有什么?需求側是消費、投資、出口這些東西。這些，是家庭、企業、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國居民在給定的制度環境和經濟激勵下的選擇。對于這些萬千經濟個體的微觀選擇，用“改革”一詞是不合適的。試想，你怎樣“改革”千家萬戶的購房需求?可以壓抑它，卻無法改變它。對于需求，用“管理”“調控”這樣的詞匯，是可以的。簡言之，供給側是改革，需求側是調控。

說到這里，大致也就清楚了，之所以強調“供給側改革”，是對改革的進程不太滿意，用一個新的統領性概念來進一步推動。

供給側改革的最經典案例，當數1978年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通過把土地的使用權賦予農民，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和產出。到了1984年，糧食產量增加40%多，從吃不飽到賣糧難，也就是幾年的工夫。供給側改革的魔力，由此可見一斑。

在此基礎上，后來的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民營企業的大發展，也是在中央的允許、鼓勵下取得的成就，是供給側改革的大手筆。不斷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釋放生產力，是“供給側改革”的本質含義。所有這些，在經典作家的著作中都有表述。

回顧歷史，比較接近的大規模的供給側改革，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國有企業改革和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通過關停并轉低效的國企，釋放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企業的整體微觀經營績效大為改觀。同時，借著加入WTO，理順了很多經濟管理關系，減少了經濟運行的摩擦，也大幅提高了經濟效率。這一次大規模的“供給側改革”，是奠定了新世紀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的改革和制度基礎的。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之前改革的制度紅利趨于耗盡，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客觀上呼喚新一輪改革。可惜新一輪大規模改革遲遲沒有出臺，是近年來經濟下行的根本原因。2009年出臺的大規模財政刺激，穩住了短期的總需求，但是對于提高供給側績效，不但沒有幫助，還適得其反。直到今天，我們還在消化其負面影響。

下一輪的供給側改革路在何方?不妨從劉鶴的話談起。去年10月劉鶴說，要“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去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16年經濟工作的重點是“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和劉鶴表達的意思差不多。

這“三去一降一補”，其實就是兩個字，一個是“去”，一個是“補”。去掉低效的供給，釋放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資源，用以補充高效的“供給”。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其實就這么簡單。

而要想做到這“一去一補”，在于三個方面：(一)推動國企改革，釋放國企體系中大量的管理人才和員工;(二)推動土地和戶籍改革，進一步釋放農村勞動力資源，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建設高效、宜居城市;(三)推動教育醫療改革，提高人口身心健康。

這些是大的方面。至于特定時期的工作重點、先后順序，那就要具體分析了。筆者沒本事做深入研究，還是就此打住吧。一定要說一句的話，就是政府職能一定要轉變，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政策一定會走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