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來，規則是起決定作用的（determining）。
就是說，規則是由有權力的人制定的，比如家規由家長制定，法規由政府制定等等。而只要用心良苦地制定了規則，就能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于是，社會一旦出現了不良現象，就只要嚴防死守地制定相應的法規，事情就能畫上句號。
然而，經濟學家——尤其是那些深受進化論影響的經濟學家——卻認為，規則更主要地是被決定的（determined）。誠然，有權力的人可以制定規則，但規則的實施和效果，卻不順從權力。畢竟，每個人對規則都有其對策。
一套規則能否被大多數人遵守，能否活下來，能否大致達到目標，必須看它能否順應客觀的社會規律和經濟規律。
換言之，制定了規則，事情只不過是畫上了冒號。
今天，線下生活陸續搬到了線上，網絡已經成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網絡平臺治理和政府監管也隨之而來。
平臺究竟應該怎么管？網規應該如何制定？我以近年一些網絡平臺治理的實例為據，談談網絡平臺治理所應該遵循的規律。
平臺治理多中心化
規律一，平臺治理應該是多中心的。大約五年前，阿里巴巴集團（下稱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寶平臺時任阿里巴巴法務部的主管介紹，他們當時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就是要把不同類目下不僅紛繁復雜、而且層出不窮的平臺交易規則，進行全面梳理和整頓，最終使這些規則達到完備、清晰和自洽的標準。
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任務。除非把所有業務停下來，否則平臺的規則不可能變得那么美觀；相反，動態的、多中心的、因地制宜的、采納局部信息的、而且是多方共同參與的平臺規則體系，才是正常、有效、值得追求的目標。建議重視歐洲條文法系與英美判例法系之間的效率比較，因為英美判例法系是多邊、多變以及多目標的電子商務平臺治理所應該參考的模范。
所謂法系的效率，或規則的效率，包含兩重含義?！胺ㄒ幮省钡牡谝恢睾x，是指執行既有法規的效率，指裁決部門要花費多少成本才能決出是非的衡量，指人們要費多少工夫才知道孰是孰非的衡量，也就是“有令即行、有禁即止”的速度；“法規效率”的第二重含義，是指法規能否使得社會收益最大化、或社會成本最小化的衡量，也就是“摒棄惡法、探索良法”的速度。追求前者，更多地倚靠單方的權力；追求后者，主要倚靠多方的智力。
以淘寶平臺上的交易糾紛為例。隨著交易量的加速膨脹，糾紛就越發不可能由“自上而下”的大一統的機構來解決。更何況，這種解決辦法也缺乏公信力。
不同類目的交易，涉及不同的交易規則、不同的信息細節、不同的利益訴求。合理的解決辦法，是遵循“自下而上”的思路，招募來自不同階層和角色的陪審員，對糾紛進行多中心的分布式處理。
根據這個思路，淘寶開始著手推出“市場判定項目”，其核心是請網上的志愿者組成陪審團，對網上的糾紛進行判定。這個項目的規則日臻完善，變成了今天的淘寶判定中心（pan.taobao.com）。
這個判定中心每天處理的糾紛數量，是傳統仲裁機構所無法勝任的。誠然，沒有任何判定是完美的，但讓糾紛以合理的成本得到了斷，是解決問題的方向。
凡是復雜群體，多是通過多中心進行治理。
今天的網絡平臺，也呈現了多中心的治理生態：有以商品交易為核心的阿里和京東；有以社交為核心的微信和微博；有以版權處理為核心的樂視和愛奇藝；有以撮合為核心的滴滴和優步。這些網絡平臺之上，又還有諸多的聚合點，協調著參與者們的局部信息和利益訴求，它們在動態的條件下不斷發展，而這就是平臺治理的多中心特征。
有效監管應分層
規律二，政府應該管平臺，平臺應該管個體，平臺應該是政府和個體之間必要的緩沖媒介。
哈耶克（F. A. Hayek）在其名文“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中指出，社會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從來就是以分散的方式，由社會不同的角色所掌握。所謂知識，不僅指科學知識，而更主要的是指關于“何人、何時、何地、愿意付出何種代價、換取何種數量、何種質量的服務”的信息。這些知識永遠不可能集中起來。
要運用好這些知識，就必須依靠價格體系，由有效的組織來完成局部知識的協調。
從知識協調的角度看，政府直接管理個體，是一種笨拙的、低效的，且容易產生沖突的網絡治理模式。
其中一例，是2015年秋天交通部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根據這個征求意見稿，網約車司機必須取得由市級道路運輸管理機構發放的《道路運輸從業人員從業資格證》。
然而，全國網約車司機的規模，已經在百萬人以上的數量級，試問那些工資固定、人數不變的政府機關，如何可能應付申請、考試、核準和監督網約車司機資質的重任呢？
很顯然，承擔著巨額私人投資的滴滴和優步等網絡約車平臺，具有比政府強烈得多的積極性、比政府詳細得多的局部知識、比政府有效得多的管理手段，來確保司機的服務質量，并承擔相應的責任。
再有一例，是網絡電商的工商登記問題。今年初相關部門通過媒體“吹風”，認為“既然商事制度改革已經放寬了對經營場所的要求，注冊資本也不用實繳了，注冊企業特別是個體工商戶程序非常便利，所以應該要求自然人網店進行工商登記，從而有效地遏制電商平臺的假貨現象”。
然而，自然人網店是否登記，并不由登記的便利性決定，而是首先應當考慮其合理性與合法性。打個比方，不能因為婚姻登記的便利性，就要求人們先進行婚姻登記才能談戀愛。從現實的角度看，如果要求集市的商販進行工商登記，顯然是很荒謬的事情。
互聯網上，大量的自然人網店實際上就是線下這類商販的另一種形態。從市場培育的角度來看，創業也一定需要一個培育的過程，不可能一開始就是一個標準化的商業狀態。
同時，以為進行了工商登記，就可以遏制假貨的想法，這過于天真?；ヂ摼W上的假貨、侵權、刷單以及犯罪問題的癥結，在于找不到干壞事的人，而其根源是因為不能建立身份關系的唯一對應。身份證與手機卡號的大量買賣表明，只要身份證與本人不能建立這種唯一對應關系，只要源頭無法把關，后面進行再嚴格的登記與監管都無濟于事。
試圖用工商登記來解決假貨等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還會把創業創新都給扼殺了。事實上，盡管電商平臺也不能肅清假冒偽劣商品，但它對假貨等問題的綜合治理，肯定要比簡單的工商登記有效得多。
在中國，許多法規由主管部門草擬，這種做法的弊端，是主管部門有靠條例來攬權的沖動，而攬權的直接結果就是增加官員的腐敗機會、擠壓企業的治理優勢和創新空間。因此有必要強調：有效的監管應該是分層的。政府直接管個體，不僅拋棄了網絡平臺這一最有效的知識協調機制，而且還讓政府直接面對無數的麻煩和沖突，這不僅會極大地增加財政的負擔，而且還會由于不停的監管挫折而損害政府的管治威望。
各方合理分攤責
規律三，平臺各參與方的責任，應該按漢德公式（Hand Formula）來界定。
剛才已經解釋過，由政府直接管個體，創新的空間會被擠壓掉；但如果平臺挺身而出，承擔無限責任，那平臺也會因為不堪重負而被迫退出市場。平臺究竟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漢德公式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指南。
漢德公式是美國著名法官漢德（Learned Hand）在1947年判決一宗拖船意外碰撞事故的訴訟案（美利堅合眾國訴卡洛爾拖船公司United States v. Carroll Towing Co.）中所創立的，今天仍被廣泛參照的責任分攤原則，即涉及事故的各方應該承擔的責任，與其避免事故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成反比。也就是說，誰越容易避免事故，誰承擔的責任就越大；反之，誰避免意外所要付的成本越高，誰的責任就越小。這樣來分攤責任，將使得全社會避免意外的總成本是最低的。
例如，酒駕司機和路上行人，都可以通過小心翼翼來避免交通事故，但讓酒駕司機自覺不開車的成本，就比讓路上行人識別酒駕車輛的成本低得多，所以酒駕司機就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于是便有了各國通行的禁止酒駕的法律。
又例如，一家電視臺播放了某P2P融資公司的商業廣告，后來這家融資公司由于詐騙行為倒閉了，那電視臺是否應該負有責任呢？根據漢德公式，由于電視臺廣告部門的工作人員，去調查、跟蹤、監管和檢舉廣告客戶的商業模式和經營業績的成本實在是高不可攀，所以電視臺的連帶責任就很小，甚至可以免責。
值得指出的是，漢德公式的思路，與不少人認為的“誰賺的錢多，誰的責任就大；電視臺的廣告費高，所以就有責任”的思路，是不一樣的。
同理，一家專門提供侵權視頻節目的網站，如果它很容易檢測到這種侵權行為，那它就應該負有很大的責任。與此相對照，一家提供搜索服務的網絡平臺，如果它事前識別不良信息的成本極為高昂，那它的責任就很小。當然，漢德公式的計算是動態的。如果不良信息已經被人發現并舉報，那么網絡平臺刪除不良信息的成本就大幅下降了，它應該負有的責任也就隨之上升。
還有，如果顧客以20元購買了一塊勞力士金表，那責任應該在顧客而不在平臺，因為顧客比平臺更清楚自己要什么；如果炒栗子的牌子叫“最好吃”、或洗面奶的牌子叫“最美麗”，那賣家就不應該被控廣告欺詐罪，因為根據習俗而非字面來理解“最好吃”的責任在顧客而不在賣家或廣告商。不管怎樣，成本和責任的分攤將根據具體的場景來度量。
漢德公式的理念應該得到重視，它為解決平臺治理中的“合理擔責”難題投入了一束曙光，它能廣泛運用于版權糾紛、假貨糾紛、隱私泄露糾紛、虛假廣告糾紛，以及金融和投資糾紛等領域，它是法律經濟學的一項簡單、有效而遠未被普及的思維工具。
今天，網絡平臺普遍面臨迫切的內部治理和政府監管的難題，這些網絡平臺涵蓋網絡出版、電商工商登記、網絡約車、跨境商品商標、網購食品安全、金融服務等領域。
我的推測是，只有那些按“多中心、分層級、合理擔責”的原則設計的、由“政府指導、平臺主辦、多方參與”的平臺治理方案，才能在日新月異的互聯網環境中存活和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