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1年起，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速度連年下降，2012年、2013年連續兩年跌破原先8%的心理底線，2014年、2015年增速再度放緩，分別回落到7.4%和6.9%。如此連續性的增長減速，自中國開啟改革開放政策以來還是第一次。增長減速引發了各界對中國經濟前景的憂慮，擔心中國會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用一句話概括，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基于低成本優勢的粗放式發展難以為繼，需要更多地依靠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支持經濟增長。發展經濟學中有一個被稱為“劉易斯拐點”的概念，說的是勞動力市場從過剩到短缺的轉變。劉易斯的理論模型把經濟分為傳統農村和現代城市兩個經濟部門，在低收入國家往往有很多農村剩余勞動力，因此工資很低，城市經濟可以通過雇傭農村剩余勞動力來生產勞動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產品。但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終會窮盡，這會導致工資大幅上升，這時候就需要建立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維持經濟增長。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舊的產業失去了競爭力，新的產業卻沒有發展起來。目前的中國經濟正處在這樣一個關口上。
增長減速源于多重因素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當前經濟增長所面臨的下行壓力。看當前對中國經濟增長減速問題的討論，主要是兩個觀點，一種認為周期性因素是主因，另一種則認為結構性因素更關鍵。反映周期性因素的一個代表性變量是出口增長，在2000-2007年間中國的出口平均增長22%。但最近幾年，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出口增占速度持續下降，2015年出口同比還下跌5%。顯然，未來如果全球經濟能夠回歸較快的增長，中國的出口和GDP增長速度都有可能得到改善。但這個周期性變化可能也包含了一定結構性的成分，很顯然，即便中國的出口復蘇，增速也很難再持續地回到22%的水平。
大多數專家認為當前的經濟增長減速是結構性的、趨勢性的。從全球范圍看，經濟發展水平高的國家一般增長速度低，這是一個普遍規律。我們可以把這個現象歸納為“后發優勢”，一個低收入國家離全球的經濟技術前沿比較遠，可以相對容易地通過模仿和學習先進技術實現高速增長，當一個國家越來越逼近經濟技術前沿，就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創新實現技術進步。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以及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都曾經測算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主流觀點是未來5-10年GDP增長潛力大概在6%-7%。如果這些分析靠譜的話，說明目前的增長減速并無異常之處。
除了周期性和結構性兩個因素，還有一個新舊產業更替的過程也在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過去幾十年，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出口和投資兩架馬車拉動的，消費相對比較疲軟。支持出口增長的是東南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支持投資擴張的是西北、東北地區的資源型重工業，這兩個產業就是中國這個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基石，同時也造就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可惜的是，近年來這兩個產業同時遇到了困難，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因工資大幅上升而失去了競爭力，資源型重工業則因為產能過剩嚴重而舉步維艱。根據日本一橋大學教授伍曉鷹的測算，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長率已經從1992-2001年的1.5%放緩到2002-2007年的1.2%和2008-2010年的0.2%。顯然，過去的增長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要保持經濟增長，就必須轉變發展方式。
當前經濟增長減速其實也是“中等收入陷阱”挑戰的一個具體表現。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低成本優勢喪失之后，如何在較高成本的基礎上培養、發展處新的有競爭力的制造業和服務業，支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許多積極的現象，在一些領域如家用電器、大型機械裝備、通信設施、智能機器、互聯網等產業，涌現了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過去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現在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工業。過去消費占比不斷下降，現在已經開始回升。更重要的是，盡管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但沒有出現過去一直擔心的大量失業的問題。
供給側改革有五大任務
在這樣一個新舊產業更替的經濟中，舊產業的變化往往更容易吸引大眾的注意力，因為這些都是過去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龍頭產業，現在這些產業的增長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硬著陸”現象。如果我們看那些指示傳統制造業活力的指標如發電量和貨運量，很難不形成悲觀的情緒。30年前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都增加擔心產業空洞化的風險。但舊產業的退出只是產業更替的一個方面，新的產業正在形成，所以總體經濟形勢可能并不像很多投資者想象的那么糟糕。以就業為例，雖然傳統制造業在減少就業機會，但勞動人口已經開始萎縮，更重要的是新興產業也在創造許多新的就業機會。
但增長下行的壓力確實一直存在，表明新產業的形成和發展尚不足以彌補舊產業的衰落與退出。中國政府在應對增長下行方面是有不少成功的經驗的，比如在東亞危機和全球危機期間，政府兩度推出強勁的宏觀刺激政策保增長，很快扭轉了增長下滑的勢頭。不過現在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無論是東亞危機還是全球危機期間增長下滑，都是外部沖擊造成的結果，政府以貨幣和財政政策擴張逆勢調控，盡快讓增長回到正常水平。而現在的增速下跌既有周期性成分，又有趨勢性成分，更重要的是產業更替過程的體現。這個時候如果再以宏觀經濟政策做需求端管理，雖然短期內有可能環節增長下行壓力，但很可能延緩舊產業退出和新產業發展的步伐，因而對長期經濟增長非常不利。
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最近提出推動供給側改革的政策主張十分及時。雖然不同的專家對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有不同的解讀，但大家都支持政府把政策重點從過去的需求端管理為主轉向供給側改革為主。政府提出的今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可以被看做狹義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即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補短板和降成本。而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則應該是廣義的供給側改革的內容，包括土地制度、國有企業、人口政策、戶口制度、金融體系等多個方面的改革，改革的終極目標是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當然“有效市場”還需要“有為政府”配合。但政府的有為主要是為了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而不是干預市場機制的運行。
把供給側改革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框架里來理解，任務非常清楚，就是促進新舊產業的快速、順利更替。一方面，政府要保障已經失去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平穩退出，所以“去產能、去杠桿和去庫存”的任務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支持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和企業迅速形成并發展，“補短板和降成本”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的政策步驟。不過，在落實這五大任務的過程中，仍然存在一個主要靠市場的問題，比如有些地方通過政府層層分解任務的手段去房地產業的庫存。以增加而不是減少行政干預的方法來去庫存甚至去去產能，最后能否達到產業平穩更替的目的，可能是存在疑問的。
金融體系必須改革創新
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需要一套完整的供給側改革政策體系。至于說什么是最為核心的改革措施，相信不同的學者也有不同的解讀。我個人覺得最為核心的應該是金融改革，這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金融是市場經濟的心臟，中國經濟要走市場化的道路，一個有效的金融體系必不可少。二是中國的金融體系雖然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但政策扭曲與效率損失依然十分普遍。三是過去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無法適應產業變遷特別是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需要。簡單地說，當前的金融改革需要達到兩個目的，既要改善金融資源在不同部門之間配置的效率，又要發展新的融資渠道支持產業升級。
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只有一家金融機構，當時的中國人民銀行既是中央銀行又是商業銀行。計劃經濟年代金融不重要，因為資金流轉基本上都是由中央計劃決定的，金融機構只是起到輔助性的作用。但今天，中國已經擁有體系完備、規模龐大的金融部門。從機構組成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公司等等，應有盡有。其中的一些金融機構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已經成為全球名列前茅的大公司。從市場規模看，廣義貨幣發行量與GDP之比已經達到200%，遠遠高于絕大多數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近年我國債券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市場的市值和融資規模都排在全球前三位。
與此同時，政府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對金融體系運行的各種干預，包括對利率匯率的干預、對資金配置的引導、對跨境資本流動的管制和對金融機構的控制等等，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將這樣的政策干預統稱為金融抑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經濟學家曾經構建了各國金融抑制的指數，在他們能夠搜集到數據的90多個國家中，中國金融抑制的程度排名第四。這個數據表明，雖然中國的金融機構很多、資產規模很大，但市場機制并未真正發揮作用。
最近兩年來，中國政府一直試圖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強制要求商業銀行增加中小企業貸款和整治銀行的各種收費等等，可惜的是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轉。但實際上這些問題的根源都是體制性的，比如，商業銀行一般不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除了這些企業風險大、不穩定和硬信息少等一般問題外，還有個產權歧視的問題。銀行給國有企業的貸款出現不良比較容易說清楚，但民營企業的貸款出現不良則不容易說清楚。另外，貸款利率沒有市場化也是重要原因。中小企業風險大，只有較高的利率才能覆蓋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強制降低融資成本反而進一步惡化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中國金融體系的另一個特征是以銀行為主，這個在過去有力地支持制造業的粗放擴張。但現在產業升級需要更多的創新、創業，傳統的銀行就難以勝任為它們提供融資的任務，而需要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建立大量的私募、創投和天使投資基金等機構。
因此，金融體系必須改革和創新，讓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才能有力地支持中國經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們所說的金融創新，并非設置很多故弄玄虛、放大風險的衍生品，而是形成新的更有效率、更適應產業升級需要的融資渠道和融資產品。
但金融改革和創新需要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打破剛性兌付，其中僵尸企業的平穩退出至關重要。僵尸企業的存在，不但嚴重影響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也嚴重阻礙了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和資本項目開放的步伐。金融體系有效運作需要嚴格的市場紀律，優勝劣汰。我國目前在鋼鐵、煤炭、建材等領域存在的大量的過剩產能和僵尸企業不能退出，繼續占用大量的生產資源，擠出了許多本來有可能快速成長的新興企業，甚至擾亂市場秩序，造成劣幣驅逐良幣現象。因此，在今年的五大經濟政策任務中，去產能應該是首要任務。而去產能不能完全依靠地方政府決策，中央政府在安置就業和化解債務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是穩步推進去產能進程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