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第一個改革試驗區，深圳特區的核心價值在哪里？我覺得中央設立經濟特區，就在于它事關全國的發展，能對全國改革開放產生全方位的影響，拉升大勢。
一是影響了價值取向。一句福特主義式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成了一個時代的標志，這個口號完全把時間價值化了，在彼時的中國這是革命性的精神坐標，讓中國人的夢想回到了自身的小康夢，激發了下海潮、打工潮，直接推動了全國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
二是影響了上層建筑。首先是通過增量改革，在思想上層建筑層面破除了姓“社”姓“資”的爭論；其次是通過引進新的利益主體、資本技術等知識信息載體推動了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之初，為了彌補貿易赤字，歸還國外貸款，以相對寬裕的外匯支付能力維持投資增長，采取合資或其他方式引進直接投資的方式，發展出口型加工制造業是克服中國當時發展瓶頸最具吸引力的路子。但這條路子也面臨巨大障礙，就是中國必須擬訂合資法、新稅收法，這樣才能從法律層面確保外方投資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然而鑒于當時中國國情及體制資源局限，很難實施這種相對制度創新層面的供應，出臺這樣的法典。在這種情況下，決策層想到在全國范圍內選擇一些地區進行外向型加工制造業試點，深圳的改革由此走上以自身實踐推動上層建筑變革的路程。
三是影響了全國發展。在開放過程中，深圳率先獲得了較為完全的制度信息，這些信息體現在先行先試取得進展的體制轉軌過程中，而這些率先實現的改革，在全國起到示范作用。而且，這種由率先開放所獲得的信息增量通過特區的消化、吸收，轉化為一國的“內部知識”，被全國和其他地區所接受。特區的先行先試，實際是從信息“導入”角度，換來了一個發展中國家擺脫落后的“后發優勢”。
好像這是一個歷史伴生的現象：每到一個關鍵時刻，關于深圳和特區的爭論就會不時出現。但伴隨著中國進入第二步現代化，深圳推進“灣區經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階段，這種爭論似乎變少了、弱化了，卻在一種近乎“無爭論”的狀態中，迎來了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深圳在“四個全面”中創造新業績，增創新優勢、邁上新臺階的批示。
深圳怎樣才能“牢記使命、勇于擔當，進一步開動腦筋、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于創新”？筆者以為，關鍵在于要重新認識特區的價值，思考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下的新命題，建構“世界級經濟特區”的新使命、新功能。
改革開放“升級版” 先行先試的內涵延展
從發展的角度，我們看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上海已經成為第一個放棄GDP主義的大城市。但從一個評價經濟水平的指標來看，歷史的經驗是沒有GDP不行，特別是在擺脫貧困的發展階段，一個時期GDP作為引擎是生產力解放的標志。為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取得經驗、示范全國，這是36年前設深圳市（經濟特區）的初衷，但如今改革與發展，已進入要求“全面”的歷史新階段，在全面的多維度思維下，光有GDP已經開始凸顯非常蒼白的局限。
在改革開放第二季，深圳不但需要GDP等硬實力的建設，更需要面向未來，面向全球化的軟實力的建構，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指引發展的新態勢下，為改革開放“升級版”與中國“走出去”先行先試。
先行先試，不再只局限于某一個單一的方面。也可以說，這也從路徑的角度，直接決定了一批改革新區、新主題實驗區，比如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啟動。中國改革開放從第一季設立第一批經濟特區起步，到進入改革開放“升級版”第二季新主題試驗區的擴圍，均表明先行先試在路徑、方法論上具有普遍意義，必將貫穿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先行先試，一方面可以通過試點積累經驗，為解決面上的共性問題提供借鑒；另一方面，可以把“試錯成本”控制在最小范圍。因此，不存在特區能不能“特”下去的問題，“特”就是“闖”和“試”的另一種表述，這是深圳特區包括一批新區，如自由貿易試驗區出現與存在的根據。
但從國家視角看，先行先試一路走來的深圳特區，影響力如何才能不斷提高？我覺得關鍵在于你能不能以“升級”的方式進入改革開放第二季。如今中國廣東自貿試驗區獲批，深圳不僅前海新區入圍，還“意外”多了個蛇口，與上海比這雖然是擴圍的第二梯隊，但同樣也讓人歡呼雀躍。原因很簡單：這種升級給深圳的改革開放賦予了新內涵，勾勒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新方向。
于是從研究的角度，我覺得這提出了一個命題：在新發展任務背景下，思考深圳的價值和評估今天的歷史方位。如果說在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季，深圳的使命是窗口，承接國際產業結構調整與國內經濟面臨的機會，那么改革開放決定性地進入第二季，第二步現代化已全面展開，一個崛起的中國正在由邊緣進入國際體系的中心。改革開放“升級版”，決定了先行先試的內涵變遷與延展，也給經濟特區帶來了一個角色轉換的迫切要求：深圳需要從“引進來”的窗口轉向“走出去”的前沿。而這個不再局限于一個地理空間和歷史概念的“前沿”，是一個時空延展的平臺，它的新命題是要在國際化大戰略中，以建構“世界級經濟特區”為目標，進行先行先試。
中國模式探索者 開創深圳經驗、特區精神
中國模式、深圳經驗、特區精神是一個整體，中國模式是深圳經驗的一般化，特區精神是支撐深圳經驗的理念和價值觀。拉莫在《北京共識》中指出：“中國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求、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在新美國模式、萊茵模式陷入困境之時，中國模式以其成功實踐影響著世界，中國模式的全球地位決定了深圳的歷史地位。
一是成就了中國模式1.0版。中國模式1.0版的核心就是實現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在這一過程中，深圳提供了一個大范圍內同時推進各方面試點的局部空間，來完善有關市場經濟制度的各種信息，特別是獲得一般的試點所無法充分提供的有關各種制度要素之間相互依存關系的信息，然后把這種率先獲得的市場經濟制度信息“外溢”到全國。
二是開創了深圳經驗的知識體系。在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大致清晰之后，深圳在實踐中的想法、做法連同不斷獲取的信息，構成了一個開放型的知識體系。這個體系仍處在不斷豐富之中，包括：特區設立的條件、如何加速引入與轉化制度信息增量、如何利用要素比較優勢和發揮后發優勢、如何應對率先發展進入新階段所遇到的各種問題、特區精神等等。
三是取得了深港合作的初步成果。深圳的起步和成功得益于香港，香港發達的經濟和社會體系大大降低了深圳的資金獲取成本、制度學習成本和信息獲得成本。大量外資的涌入也較快地改變了深圳的利益結構對比，使深圳改革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的過程比其他地區相對容易。這是中國自貿試驗區擴容之所以會覆蓋前海新區，增加了一個蛇口的原因。它再一次提示了深港合作，吸取香港自由貿易區經驗在打造開放升級版中的重要意義。
深圳新使命 爭取成為“一帶一路”新東方快車之引擎
“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國家戰略，在新時期繼續承擔“排頭兵”、“試驗田”是深圳責無旁貸的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沿海上絲綢之路國家存在著激烈的制度競爭和模式競爭。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支撐的華盛頓共識在發展中國家改革、轉型中的失敗增強了中國模式對這些國家的吸引力，而深圳經驗是中國模式的基礎和重要內容。
沿海上絲綢之路大多數國家和地區與中國存在著發展階段落差和產業互補性，是中國模式找到新場所的理想地區。
中拉部長級會議透出，中國與友好戰略合作國家也在探討合作建設新的“經濟特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曾參加過一次深圳的高交會，作為一個印度裔人，他會后訪問了印度，在印度他提出要借鑒深圳經濟特區發展高科技、推進創新的經驗。俄羅斯推進開發遠東地區開發戰略，也公開提出“建設遠東地區的深圳”。深圳的軟科學智庫機構，直接承接非洲一些國家的開發區建設方案設計等等。
如果說全球各國和地區，存在著分享中國深圳經濟特區的經驗與模式的需求，那實質是說各國和地區要發展也離不開“先行先試”，存在對制度創新、制度供應的信息或知識的路徑依賴。充分利用已有36年經濟特區的成熟經驗，攜手香港，以更新的模式走出去，這是深圳的新使命新功能之所在。
深圳既有強大的民營資本，也有市場化的國有資本。2000年前古絲綢之路的出發點是長安，在那個時代，它是一個內陸的政治經濟貿易中心。而今，支撐“一帶一路”的區域性起點是中國的沿海城市帶和內地開放的中心城市，其功能性起點與支撐是龐大的制造業貿易體系：自由貿易區、已布點的港口、各類產業園區。創造、創新產業鏈與國際供應鏈價值鏈，成為新絲綢之路的紐帶與載體。以“走出去”民營企業和國有資本為先鋒，謀求利益交匯點、掌控合作制高點、建設海外戰略支點，像華為那樣實施融入當地的全球化策略，在建構自己的全球價值鏈同時，為跨國合作國家與當地人民提供就業與分享發展福祉的機會。
服務于“一帶一路”的國家戰略，建構“世界級經濟特區”，一個形象的說法是，深圳應該成為“一帶一路”新東方快車動車組上的一個引擎，以更大的包容性，深入建構深圳未來使命的新內容，這無疑是篇全新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