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院課題組報告認為，2016年第二季度，全球經濟繼續復蘇，但復蘇步伐日益脆弱。發達經濟體增長勢頭有所減弱。此外，非經濟因素的壓力也對發達國家經濟活動造成威脅。例如，在美國大選和歐洲難民問題使得政治右轉，英國脫歐公投已經對投資者造成了新的不確定性；對于新興市場國家而言，大宗商品價格的起伏不定使得大宗商品出口國的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依然疲軟。中國經濟的再平衡過程導致投資增長下降，全球增長前景的不確定性普遍上升。受此影響，全球資產市場波動再度加劇。
由于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增大，各國貨幣政策總體仍需放松，以維持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尤其對歐元區和日本而言，面對通縮壓力，貨幣政策必須保持寬松，預計未來仍有可能進一步采取非常規措施。對于新興市場經濟體而言，由于面臨結構性調整問題，僅靠貨幣政策是不行的，必須輔以其他直接支持供給和結構性改革的政策。
2016年二季度中國經濟平穩運行，消費平穩增長，投資累計同比略有回落，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略有增長，金融等服務業增幅回落，但房地產業有較大回升。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任務“三去一降一補”初見成效。預計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長6.7%左右，居民消費價格上漲2.0%左右。二季度形成新的弱平衡格局，國內外市場需求總體仍然偏弱。
二季度工業生產累計增幅略有上升，消費需求有所改善，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基建和房地產投資也有下行壓力。工業經濟運行仍然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部分地區和行業的持續下滑現象尤其需要我們保持高度警惕。
2016年下半年宏觀經濟走勢將圍繞供給側改革與保持經濟平穩運行的雙重目標而展開。受去產能、去泡沫、和清理債務等因素影響，資金供需萎縮制約投資回升，經濟增長仍有下行壓力；物價方面須防止去產能力度過大導致收入下降，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沖擊；房地產銷售已出現回落態勢，房地產投資回落的可能性加大。
二季度形成新的弱平衡格局后，三四季度仍需要政策托底，充分兼顧供給側改革和經濟平穩運行的雙重目標。下半年物價漲幅分化，PPI同比降幅繼續縮小趨向轉正，CPI溫和增長，全年CPI上漲2.0%。消費品零售增幅基本平穩，固定資產投資、房地產投資、貨幣供應增幅略有下移，全年經濟增長6.6%左右，全年增長高于6.5%的底線增長目標。
下半年中國宏觀調控應緊緊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確保經濟不突破增長底線這樣的雙重目標，盡量在經濟平穩運行的狀態下實現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同時更多依賴差別化和定向化的結構性宏觀政策。主要政策建議如下：
一是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習總書記在2016年1月18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對2016年初的經濟形勢做了高度概括，即“四降一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2016年一、二季度房地產投資和基建投資回升、居民部門加杠桿，基本穩住了經濟增長速度，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下降的勢頭被扭轉，人民幣匯率穩定，外匯儲備下降速度減緩，經濟風險略有好轉。雖然經濟企穩基礎仍不牢，但繼續下行的過度悲觀預期已被扭轉。宏觀經濟出現弱平衡格局，應抓緊經濟平穩運行的機遇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化解中長期結構性矛盾，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二是適時適度優化債務杠桿配置。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總債務規模和杠桿率水平并不高，在主要經濟體中，債務總體水平屬于中等。債務杠桿在各部門分布不均衡，政府、居民部門較低，非金融企業部門相對偏高。去杠桿的重點是要在繼續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避免經濟運行“硬著陸”的基礎上，控制總債務規模和杠桿率水平過快上漲，根據我國債務杠桿分布情況，優化債務在政府、居民、企業之間的配置。政府和居民部門可以適度加杠桿，幫助企業部門去桿杠。階段性提高赤字率，今年全國赤字率由去年的2.4%提高到3%。政府適當地加杠桿也有助于企業的去杠桿，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全社會債務收縮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對于企業去桿杠也要區別對待，針對不同行業的特點、債務期限結構、在經濟周期中的階段等，有扶有控，穩妥有序地開展去桿杠。
三是通過多渠道建立經濟結構調整的成本分擔機制清理僵尸企業。從世界范圍看，經濟調整有快慢之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通過資產市場的快速調整，修復民間資產負債表，目前經濟復蘇的基礎已經較為穩固；歐元區和日本進入慢調整的過程，至今仍需要大力的量化寬松政策刺激經濟；與世界上多數國家通過市場出清方式去泡沫不同，中國選擇了逐步去產能、逐步清理資產泡沫和地方政府債務的軟著陸方式，這種方式的好處是短期內可以保持經濟平穩運行，但僵尸企業得不到清理，消耗大量的資源,拖延經濟調整的時間和機遇。調整經濟結構意味著資源的再配置和社會福利的創新分配，需要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當前中國經濟調整面臨工資剛性、債務剛性兌付、財政支出剛性三重約束，缺少合理的成本分擔機制，這三重約束決定了中國清理僵尸企業、調整經濟結構的長期性和復雜性。一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提高失業保險、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覆蓋范圍和支付水平，降低企業破產成本；二是中央銀行、財政部、地方政府、銀行、企業共同參與，分類處理，加大債務重組和地方政府債務置換的力度，降低債務付息成本，在財政收入增速大幅下滑的背景下，央行有必要通過量化寬松的類似央行購債途徑增加市場流動性，最大限度降低財政發債的擠出效應；三是繼續推動政府簡政放權，控制政府規模擴張，優化財政支出，以支定收，解決財政資金沉淀問題。
四是積極引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下半年應多措并舉，積極引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一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推進“去產能”，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打開新興產業發展空間，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進一步減輕企業稅負，適度降低企業社會成本壓力，提高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二是進一步簡政放權，降低民間投資的各類門檻。三是全面加強金融監管和宏觀審慎管理，嚴格規范銀行理財、同業、票據等表外業務和互聯網金融的發展，防止資金“脫實入虛”。四是加快金融市場制度建設，通過投融資方式創新推動銀行理財資金、保險資金、信托資金、公募基金等與新興產業和新增長點深度融合。
五是落實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可以更好地體現結構性政策的作用。一是擴大赤字規模，進一步提高財政赤字率。二是五大發展理念，根據經濟轉型的目標要求，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重點支持民生、創新、綠色發展等領域。三是分類處理地方投融資平臺和地方債務置換，比如對于定位在收益性較低、公益性較高的領域、由政府百分之百出資的平臺，可以依靠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或者政策性銀行貸款融資，也可以通過剝離清算等方式進行債務重組；對于從事收益性較高、公益性較低項目的平臺，可以先轉變為項目實體再改成股份制公司，也可以通過資產證券化完成項目的市場化。穩健的貨幣政策需要與積極的財政政策配合，保持利率位于適度的低水平，提供市場流動性，降低融資成本，同時通過結構性的信貸政策防止流動性過多產生資產泡沫。
六是加強結構性政策，從各方面促進出口增長。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人民幣匯率政策主要是服從中長期的發展戰略目標，不能被當作刺激出口的工具，所以需要從其他方面的政策來促進出口增長。一是完善增值稅退稅制度，提高出口退稅比例。二是簡化出口通關手續，完善自貿區建設，為出口企業提供更多的便利，提高效率。三是拓展互聯網+在出口貿易中的應用，從結算、報關、通關等各方面創新出口貿易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