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期觀察的視角來看中國經濟，持續(xù)35年的中國經濟奇跡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奇跡的基本經驗是什么？奇跡還可以持續(xù)嗎？奇跡結束之后會是什么？近日，藉唐杰教授新著《中國經濟的轉型與發(fā)展》出版之機，我院舉辦中國經濟轉型座談會，邀請到唐杰教授分享他的思考，座談會還邀請郭萬達、劉憲法、趙登峰、趙成、孫浩、龍隆、楊柏、王瑞平、金心異、謝亞軒、鄒藍、鐘若愚、李帆、曾廣勝等研究同仁參加，我們整理了部分會議發(fā)言，以飧讀者。

中國經濟問題不是短期動態(tài)均衡中的問題

孫浩：中國（深圳）綜合開發(fā)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剛才幾位側重從唐教授這本書的學術價值、學科規(guī)范這個角度做了評價，如果我來評價唐教授這本書，這是一部為中國宏觀經濟的中長期決策提供分析框架和理論背景的著作，有非常嚴謹?shù)膶W術規(guī)范和學術創(chuàng)新。這本書既是一部很嚴肅的學術著作，又較為通俗化。我們期望它成為一本熱銷書。

　　大家都知道中國經濟現(xiàn)在病了，病得很重，眾說紛紜。唐教授這本書把病給診斷清楚了。一群國醫(yī)，他在這當中很大膽的、很透徹的指出，不是短期動態(tài)均衡當中的問題，而是長期問題。我覺得他下了一個非常準確的診斷，病看對了，藥方也開對了，這是這本書非常有價值的地方。這個病是短期的超繁榮結束了，現(xiàn)在進入常規(guī)性的長期增長階段，從而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的模式都必須要轉換。這本書在學術角度來講也有很多創(chuàng)新。比如中國經濟的傳統(tǒng)模式不行了，1994年開始，大家普遍認識到人口紅利沒有了。唐教授進一步拓展到三個紅利消失，還有投資紅利、全球化紅利，這樣一種觀察方式非常有價值，可以繼續(xù)從學術角度進行提煉。今后做一個宏觀長期經濟決策，簡單概括就是要創(chuàng)新；而創(chuàng)新要成功，就需要制度改革。

金心異經濟學工具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金心異：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過去十幾年經濟學界一直有這樣一個說法，只要用經濟學理論，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連續(xù)三十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進行總結，就一定可以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張五常教授也講過，說共產黨一定是做對了什么，但是做對了什么，需要好好研究總結。這本書就在嘗試提出一種新的經濟增長理論。我覺得這本書的一個關鍵點在于，沒有完全按經濟學規(guī)范來寫這篇論著，而是像一個歷史學家般來講故事，兼具文字之美、邏輯之美和思想之美，非常不容易。中國這三十年經濟增長，有沒有經濟學家去沖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我覺得不重要，關鍵是，沒有人好好梳理一下這三十幾年的當代經濟史。當然這里面也有很多原因，比如說很多數(shù)據(jù)是不公開的，很多的決策過程也是不公開的。

　　我覺得這本書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就是“大分流”之后大家都想要來問的問題和解決的問題，但是我認為作者在書中也仍然沒有開出藥方。書中對康乾盛世的分析、三十年經濟奇跡的分析和深圳創(chuàng)新型增長的分析，都研究得非常到位，并總結出一個分析框架。但是這個分析框架拿深圳來作為中國的未來，其實不具有說服力。深圳的增長模式跟北京、上海、廣州相比具有很大的異質性，深圳模式是一種藝術，而且我相當程度上悲觀的認為整個中國走不上深圳這條路。深圳的模式、深圳的道路可能接下來會有一個衰敗，衰敗之后，整個國家就完全掉到拉美陷井里面絕對出不來，我是這樣一個比較悲觀的觀點。從一個讀者角度，我覺得作者沒能在本書中給出解決的藥方，這可能來自于經濟學家的傲慢與偏見。經濟學家總是認為經濟學工具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在經濟學家的框架里面，政府和政治架構只是它經濟學分析的其中一個部分，是制度要素的那一部分，并把這部分跟別的部分等量齊觀，然后經濟學家又認為經濟學工具足以解釋所有的問題。但事實上中國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一個經濟學問題，事實上是一個政治學課題。那在政治學的框架下，經濟問題只是其中一項專項的部門的問題，很多時候執(zhí)政者為了保政權，寧愿損害經濟。如果在經濟增長和保政權之間，一定選擇是保政權，而不是經濟增長。

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創(chuàng)新是不可想象的

曾廣勝：深圳前海裕盛資產管理公司董事長

　　唐杰教授這本書以大量詳實的數(shù)據(jù)，談古論今與動態(tài)均衡的范式，用一種優(yōu)美的文字深入淺出的分析中國35年的經濟成就，對未來的經濟轉型進行了一個很深刻的思考。

　　書中寫到“跨越中等收入陷井的關鍵是轉變增長方式，轉變增長方式的標志是依靠依賴勞動與投資和低端市場需求的數(shù)量型轉變成向質量型的轉變，也就是要依靠科技進步和創(chuàng)新，知識和人力資本積累的增長，要研發(fā)和教育投入成為支持經濟增長的關鍵”。我看過很多以色列的創(chuàng)投公司，有很深的體會。以色列在戰(zhàn)火中建國，過去是，到現(xiàn)在也還沒有和平，很多城市里面，可能每天都會有槍擊事件。但恰恰是這么一個600萬人口的小地方，在納斯達克上市的公司超過了整個歐洲的總和，可以說真正實現(xiàn)了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

　　深圳確實跟以色列有點類似，香港、深圳、東莞這個經濟圈，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還有無數(shù)懷揣夢想的年輕人不斷涌到深圳，各種各樣的高科技企業(yè)，包括海歸的人員還不斷往深圳聚攏。市場化、法治化、知識產權保護、人力資源聚集、以及政府推手，是經濟轉型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創(chuàng)新如果沒有知識產權保護，實際上是不可想象的。在國富論里，亞當斯密認為1776年之前英國的高速發(fā)展主要就是市場化改革。諾斯進一步深化了這個觀點，除了市場化改革還有就是產權保護，當然還有全球化，當時英國剛剛經歷了“英西大海戰(zhàn)”，成為新的海上霸主。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是不可能有創(chuàng)新的，如果一個企業(yè)沒有護城河，誰還敢投資，我覺得深圳的特點恰恰在這里，深圳有高度發(fā)達的資本市場，有大量的創(chuàng)投資本，而且知識產權保護走在國內前列。如果沒有法治化、沒有市場化，創(chuàng)新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

用西方思維范式看中國經濟問題

王瑞平：大正元資本董事長

　　這本書是用西學范式、西學語言、西學的精英思維，第一次把中國的經濟問題放在西方的思維范式里邊進行了一次最精確的表述。用歷史的方式，用長期動態(tài)均衡和橫向比較的方法，更主要是有情景分析，就是有很多種不確定性思維。

　　第一，現(xiàn)在擺在我們面前是保增長還是調結構，這個是有爭論的。唐杰教授給了一個非常清晰的觀點，不要講速度，要調整。

　　第二，不要講“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沒有那么多共識，其實只有一個共識，沒有中國模式、沒有中國奇跡，這個歷史上發(fā)生過，其他國家也發(fā)生過。

　　第三，我們改革，改什么，我們碰到問題需要改革，用改革解決我們經濟發(fā)展中的困難，改革有個總方向，改革是什么？很簡單，回歸市場，市場是改革的定心盤，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第四，關于國際化。其實我們過去講所有的東西，就是國際化造成的，當然還有投資紅利和人口紅利，但是國際化是個“藥引子”。過去三十年，最后加入WTO的十年，創(chuàng)造的財富占了三分之二，我們在未來的道路上還要繼續(xù)國際化，繼續(xù)加入國際組織，比如說TPP，該進入就要進入，不要搞自己的一套，應該融合進去。

　　還有是關于政府的位置。政府應該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政府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這個是非常關鍵的，這個界限和邊界的劃分要非常清楚。美國三次科學計劃，曼哈頓、阿波羅，還有人類基因組計劃，背后的推手是誰，參與者是誰，組織者是誰，謀劃者是誰，其實就是美國政府。

就是深圳為什么能走到今天，其實如果說有模式的話，那么就一個模式，“深圳模式”。深圳政府做了什么事？就是推進深圳的民營企業(yè)的科技創(chuàng)新，然后造濕地、造紅樹林，不是親自去搞，而是把濕地造好，讓大家去搞。所以政府的界限就非常清楚了，地方政府如此，中央政府也應該做這個事，花錢去做該做的事。

　　這本書是用歷史的方式，用長期動態(tài)均衡和橫向比較的方法，更主要是有情景分析，就是有很多種不確定性思維。有一門學科叫復雜性科學，世界發(fā)展的復雜性超過人類所有的想象，經濟現(xiàn)象本身也不是單一學科可以涵蓋的，這本書里也沒有用單一學科的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其方法論、涵蓋的視野已經超過了一般的模型，符合對經濟學復雜科學的一個覆蓋，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