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爾圓桌:中國外交從國家中心轉向公民中心
中國網(wǎng)訊 （記者 王琳）察哈爾圓桌:中國外交如何從國家中心轉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創(chuàng)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座談會在京召開
察哈爾圓桌：中國外交如何從國家中心轉向公民中心----王逸舟作品《創(chuàng)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座談會于3月22日在北京召開。本次會議由察哈爾學會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共同主辦，來自國內外的專家學者、記者和出版業(yè)的朋友齊聚一堂，共同討論王逸舟老師的著作《創(chuàng)造性介入：中國外交的轉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王逸舟
本次會議的主持人為察哈爾學會學術秘書長柯銀斌，他認為王老師的書以外交實踐為基礎，并且對理論界有著很深的影響。更為難得的是王老師深入淺出的語言讓非外交與國際關系專業(yè)的人都能讀懂。他說本次討論的主題有以下幾個方面，請大家暢所欲言：
?對“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精神的理解及落實狀況的評估 ?外交目標“以國家為中心”與“以公民為中心”的主要內容是什么？主要差別在哪里？ ?為實現(xiàn)“以公民為中心”的外交目標，中國政府、企業(yè)和非政府組織已經(jīng)做了什么？今后應加強哪些工作？ ?為實現(xiàn)“以公民為中心”的外交目標，中國能從外國經(jīng)驗中學到什么？
察哈爾學會學會秘書長兼高級研究員 柯銀斌
外交學院教授陳志瑞教授說，討論這個問題涉及到中國外交目標。我們需要確定政府、國家、公民之間的關系問題。特別是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特別需要公民自發(fā)的市場性的參與和投資。國家要做的是社會服務、制定規(guī)則，保護公民的市場行為。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尹繼武說，外交為公民服務要考慮技術層次和戰(zhàn)略層次的問題。從戰(zhàn)略層面上來講，只有我們把公民的利益作為外交的國家戰(zhàn)略目標之一，我們才能做到從國家中心向公民中心轉變。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加藤嘉一回顧了日本的外交從“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回顧。加藤說二戰(zhàn)日本戰(zhàn)敗后，很多日本人對“國家”這兩個字很警惕，很多日本人那時候不喜歡唱國歌、舉國旗。最近中日關系發(fā)生了一些波折，而這些波折很多是由日本“政府”引起的。如果沒有日本的公民和企業(yè)，沒有日本的產(chǎn)品，他很難想象當今的中日關系會惡化到什么程度。而日本走出當年戰(zhàn)敗的陰影，依靠的就是從“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轉型。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金相淳說，加藤嘉一的發(fā)言讓他想起了日本與韓國兩國在慰安婦問題上的協(xié)議與和解。他說，韓國很多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推動，往往得到了日本民間人士的大力支援。他認為從“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轉型，“公民”這一概念不應僅局限于一國，而是整個世界的公民。
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社長張濤說，公民外交需要我們普通民眾，特別是大學生了解外交知識。這種知識的普及，也有助于解決我國外交隊伍知識結構單一的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副教授、察哈爾學會研究員呂曉莉、北京大學出版社社科編輯室主任耿協(xié)峰、內蒙古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楊臣華向王逸舟老師提出了很多問題，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在“國家中心”到“公民中心”的轉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王逸舟老師回應說，外交政策的“以人為本”不僅僅是政府要保護我國的海外公民和利益，還是我們每個公民可以認識到自己的權利和責任。公民自己可以獨立的參與到外交的大潮當中去，而不是去等著政府的“施舍”。中國外交應該從“小”外交轉變?yōu)椤敖鹱炙笔酵饨弧Ｕ拇髴?zhàn)略自然重要，但是各種各樣的有渠道、有能力的社會組織和個人應該是基礎。只有我們民間的個人、社會組織，認識到自己的權利，真正自己站起來，我們的外交才是有親和力的，而不是“暴發(fā)戶”式的外交。
在談到中國當前的對外援助問題時，王逸舟老師還說，從比例上來看，中國當前的對外援助占GDP的比例低于世界上很多國家，也低于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階段。那么為什么我們很多公民覺得我們在對外“撒錢”呢？王老師說，公民社會參與度太低，決策透明度太低，缺乏意見的交鋒。問題不是我們是不是慷慨的過分，而是我們要讓社會有更多的知情權，有決策糾錯的機制。這個問題的解決很難，但是中國要從一個國際體系革命者變成一個建設者，就必須有公民的參與，而不只是領導人的“大手筆”。
此次會議是察哈爾圓桌總第39次。察哈爾圓桌是察哈爾學會主辦或與其他相關高校、研究機構聯(lián)合主辦的圓桌討論，旨在就外交與國際關系、公告外交與和平領域的相關主題進行探討。每次圓桌由1-2位知名人士，圍繞某個特定主題進行主旨發(fā)言；4-5名相關專家為就主旨發(fā)言進行點評；最后請所有在場聽眾參與交流討論。每次圓桌會邀請10名左右的媒體記者參與討論并進行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