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7日，由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與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的“中國人才50人圓桌論壇”在北京國際飯店會議中心舉行。中國人才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吳江出席論壇，并參加“十三五規劃與深入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圓桌討論。他指出，中國的人才結構戰略性調整要強調人才工作的質量和效益，真正能夠圍繞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支撐，要合理發揮政府、企業、市場的作用。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提出是一個契機，可以作為人才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示范，解決人才差距，打通人才流動。

以下是他的發言記錄：

結構調整在10年國家規劃當中就提出，到底優先發展是優先什么，優先投入，結構優先調整。當時提出來結構優先調整，從這幾年情況看，隨著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產業的升級，有一些改善，我總覺得不能樂觀。這些調整實際可以看出來政府主導做得比較強，也可以看出來一個行政區域內政府能夠用政策推動的結構調整作用還是比較明顯，比如出臺一些政策，通過一些政策來推動，特別是在一些創新驅動方面。也有一些發達地區因為經濟發展需求，比如蘇州、南京、杭州、寧波、深圳，這些城市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需要是連在一起的。相對來說西部比較差，市場的作用比較弱，基層沒有太好的效果，或者基本上沒什么結構問題。

今年這次提出結構戰略性調整到底是什么含義，到底是要做什么，我感覺到還是要強調人才工作的質量和效益。所謂的結構性調整就是要往質量、效益上靠，真正能夠圍繞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支撐。在這里有兩方面，一方面就是政府到底發揮什么作用。有時候政府的政策需要有一些干預，但是干預過大以后反而影響結構調整，市場沒有發力，企業沒有發揮好作用，這樣結構就全靠我們集中力量辦大事。科技就是這樣，“十二五”期間國家資助的十個最大項目最后沒有幾個有很好的評估。我們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有些事情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事，完全是企業可以做的，我們也當作集中力量辦大事，結構調整這個問題還是呈現出很復雜的因素。

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問題，作為國家戰略提出了，這是一個契機，能不能用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契機做人才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示范。比如現在已經開始啟動，天津、河北都來了，北京市已經開始啟動京津冀人才規劃綱要的起草，能不能京津冀在結構調整上做點文章，起到示范作用，打破行政區劃。北京現在就是非首都功能問題怎么疏解，首先就是人的問題。200萬人口中包含多少人才，非首都功能的人才能不能疏解，北京能不能為京津冀做人才的貢獻，這是一個義不容辭的責任。

不能再按照區劃來看北京市財政投入多少，在北京引進多少高端人才，很重要的是京津冀整體考慮。所以北京的一個思路就是，最弱就是河北，就是解決差距問題。解決差距問題讓河北先受益，人才問題能不能讓河北先受益，河北能最早受益到北京的人才，河北才能夠發揮生態，解決北京的一些大城市病的問題。其次讓天津受益，河北、天津要在人才問題上受益，從北京受益。這些問題打通了，交通、產業、生態能通，最難通的是人才，人才如果能夠打通就能做出一些文章來。但是很難做，省市好解決，基層不好解決，部委辦局不好解決。三家教育部門，三家科技部門，所有部門一坐就坐不到一塊。

這個問題我建議，第一能不能搞試驗區，京津冀人才一體化改革試驗區，能夠讓中央給予一些支持，能夠有些特色政策。第二有立法，能不能三家共同出一個東西，不要讓那些政策再過度發力。如果力度強一點能夠出個條例，能夠讓中央組織部認可一下，既然京津冀是國家規劃，人才條例中組部也可以做。再一個就是具體推進這項工作可能是很長期的過程，當前首要抓什么，有三步走，15年時間能夠把京津冀一體化分成幾段任務，把結構調整起來，為全國、區域發展真正做點示范作用。

（本文根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主辦的中國人才50人圓桌論壇速記整理，未經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