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一帶一路”不僅成為中國的關鍵詞，也是國際社會的一抹亮色。“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可以分為三類：第一，全線核心國家，如美國、俄羅斯、歐盟國家等，它們對“一帶一路”建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是具有示范帶動作用的國家。第二，區域內核心國家，如中亞的哈薩克斯坦，南亞的印度，南歐的土耳其，東北亞的日韓，中東的沙特、伊朗、以色列等，它們的態度往往對區域內國家有深刻的影響力。第三，沿線的其他國家，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總體來說，上述國家對“一帶一路”多持支持態度，它們非常看重中國的投資能力和消費市場。

“一帶一路”是對傳統理念的超越

在國內，中華民族長期存在“中原中心主義”，即在中國版圖上始終有“文明&野蠻”、“內正統&外蠻夷”的嚴格區分，而“后者需要被教化”，這一范式會周期性地約束中國的文明型崛起，導致中國經濟與社會頑固地存在“排他主義的地方化傾向，以及保守主義的本地化傾向”。

在國外，國際社會長期存在“中心-邊緣秩序”，這一秩序在國際政治上的特點是：以民族國家為核心、以“典型歐洲范式”的主權國家框架去規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體；這一秩序在全球經濟上的特點是：以全球化為核心、以“資本主義范式”的“中心-邊緣”框架去約束世界不同經濟體，其內在邏輯是“中心侵蝕邊緣”、“邊緣依附中心”。

12月3日，在泰國曼谷，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王曉濤（前排左二）與泰國交通部部長阿空·丁披他耶拜實（前排右二）共同簽署框架文件。中國與泰國政府3日簽署鐵路合作框架文件，為中泰鐵路合作項目早日落地打下了堅實基礎。根據這份文件，雙方將以設計、采購、施工方式實施中泰鐵路合作項目，并成立合資公司負責投資及鐵路運營，中方將向泰方提供技術許可、技術轉讓、人員培訓和融資等方面支持。 （新華社記者 李芒茫 攝）

“一帶一路”是對上述傳統理念的一種超越，路、帶、廊、橋等“去中心”（Decentralization）的中國式話語開始崛起，代表著平等、包容，代表著國際社會的“非極化”發展傾向。“互聯互通”開始成為一種時尚，“痛則不通、通則不痛”的中國式文化與哲學思想開始備受矚目。

“一帶一路”是中國話語權的提升

話語權提升的重要衡量指標就是“議程設置”能力的增強。所謂“議程設置”就是“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么，但能決定大家一段時間集中討論什么”。2010年，中國GDP位居世界第二，歷史規律往往是“老大拉著老三，收拾老二”。由此，2011年美國高調重返亞太，日本、菲律賓等美國的盟友也開始蠢蠢欲動，向中國施壓。其結果是，中國西北邊疆的民族問題與南海、東海等海疆問題幾乎同時升溫。這一時期，美國主導了亞太話語，核心詞匯（高頻詞匯）包括中國威脅、軍購、軍售、軍演以及軍事沖突等“冰詞”。2013年9月之后，“一帶一路”概念的提出，伴隨著亞投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銀行等一系列組合拳的使用，使周邊國家甚至西方國家開始熱議互聯互通、經貿合作、金融支持、人心相通等“暖詞”。在短期內，中國依然不能確定周邊國家以及西方世界能否從內心接受“一帶一路”理念，但這一理念顯然已經成為各方的話語焦點，有很多人開始談論甚至慢慢喜歡上了這一中國詞匯。“議程設置”能力的提升是擁有國際話語權的前提條件。

11月9日，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絲路基金副總經理王丹（中）在論壇的分組討論中發言。當日，中歐投資與互聯互通研討會在布魯塞爾舉行，與會者重點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同歐洲投資計劃對接、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歐互聯互通、數字經濟合作等議題展開討論。（新華社記者 周磊 攝）

相關大國近年來紛紛提出了類似的戰略構想，影響較大的有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1997）、俄印等國的“北南走廊計劃”（2002）、歐盟的“新絲綢之路計劃”（2009）、美國的“新絲綢之路戰略”（2011）等，但都沒有像中國的“一帶一路”更引人關注、更受人期待。今天，可以從多側面感知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中國重視什么、關注什么，這一地區、這一事物就會立即成為國際社會的興奮點——中國決定世界聚光燈的焦點。例如，非洲大陸在冷戰后曾長期被西方國家冷落，當中國進入非洲時，各國開始重新審視非洲，并紛紛加強同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博弈，當然直接受益的是非洲各國。此外，從中國和日本在印尼高鐵項目上的博弈可以看出，我們的優勢在于價格和效率，而日本的優勢在于安全性。結果是，中國會在保證價格的同時提高安全性，日本會在保證質量和安全的同時控制價格。當然，直接受益的是印尼，但從長遠來看中國和日本都是受益者。

“一帶一路”是具有鮮明中國理念標識的全球公共產品，致力于提升中華文明的國際貢獻度。大國提供公共物品，不僅在于大國能夠獲得經濟收益，也在于大國需要獲得社會學意義上的尊重，而后者對大國身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帶一路”倡議將以實際行動改變“崛起大國必將挑戰現存霸權”的國際關系霸權興衰邏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和各國發展模式的獨特性，加強思想文化領域和不同宗教之間的國際對話，倡導相互尊重、開放兼容的文明觀，以一個“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al-state）的崛起為國際社會作出更大的原創性貢獻。

“一帶一路”落地的政策建議

201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之年，2014年是規劃之年，2015年是落地之年。為此，筆者提出如下具體建議：

11月2日，在阿聯酋迪拜，中國駐阿聯酋大使常華（左）與阿聯酋經濟部次長阿卜杜拉·薩利赫共同參觀“絲路新顏”圖片展。 阿卜杜拉·薩利赫2日在迪拜表示，阿聯酋憑借連接東西方的重要戰略位置、優越完善的基礎設施條件，愿意與中方一道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早日取得更多成果，實現互利共贏。（新華社記者 李震 攝）

第一，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應該更為清晰。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應該嘗試自信地展示中國的利益訴求和困惑。

第二，“一帶一路”應該是一條務實合作的經濟走廊。這條經濟走廊應讓中亞和中東等地區的能源資源、歐洲和東北亞等地區的技術以及中國的資金和產業在絲路沿線聚合，從而帶動沿線以及整個亞歐經濟的發展，再次使這一地區成為世界經濟新的增長極。

第三，應擴大中國在中亞、東南亞等核心地區的文化影響力。首先，要重視“一帶一路”的語言文化戰略，語言通、文化通對于民心相通至關重要。“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需要有大批既懂得通用語言、也精通當地民族語言的專業人才。其次，要創新文化交流的內容與形式，要讓一大批文化產業等輕資產項目走向沿線。

第四，基礎設施建設要推進“硬聯通”與“軟聯通”的互促結合。絲綢之路的關鍵是建立起四通八達的基礎設施網絡，鐵路、高速公路、空路、網絡的建設聯通關乎整個絲路經濟帶能否正常運轉。中國要推進“硬聯通”與“軟聯通”的有效結合，致力于打造富有中國特色的制度性話語權。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趙磊）